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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諷喻的寓言作品往往能夠以小見大，影射社會的醜陋麵，具有尖銳的諷刺意義，往往承載著創作者某些不能直言的內心呼聲。
文學可以作為反映社會狀況的載體，動物諷喻賦往往借動物喻人，將所諷之人與所喻動物的相似點進行整合，或明或暗的諷刺時政，具有寓言的效果，有很重要的社會意義。這種動物諷喻的寓言模式在後世不同的文學形式中得到了發展，最終在唐代成為一種獨立文體。本文將從這種動物諷喻寓言作品入手，思考從動物諷喻小賦到獨立的寓言文的形成過程，研究他們之間的繼承性以及創變特點。
一、賦中的動物諷喻小賦
作為漢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學樣式，賦十分注重諷喻功能。尤其發展到大賦，講究勸百諷一，且賦體在藝術特色上十分講究虛構的手法，故也與動物諷喻的創作要求不謀而合。但大賦因其體製較大、篇幅較長且又喜鋪排，並不能僅以某種動物作為承載一篇大賦的中心節點。
而與之相對的，在東漢詠物賦之類的小賦中，可以看到一些具有諷喻意義的動物賦。因小賦體製短小精湛，收放自如，非常適合用來抒發對時事的看法，也更適合成為動物諷喻寓言作品的載體。這種賦同時還帶有一些俗賦的風格，大略是因其筆調幽默，語言通俗，往往看其題目心中就能形成一大致形象。比較具有代表性的有曹植的《蝙蝠賦》：
“籲何奸氣，生茲蝙蝠。形殊性詭，每變常式。行不由足，飛不假翼。明伏暗動，□□□□。盡似鼠形，謂鳥不似。二足為毛，飛而含齒。巢不哺，空不乳子。不容毛群，斥逐羽族。下不蹈陸，上不憑木。”
開篇對蝙蝠的性情進行了善惡的定論，點明蝙蝠是邪氣所生之物。之後對蝙蝠的外形、習性進行描寫，指出其“形殊性詭，每變常式。”進而又說蝙蝠似鼠，秉性自私，生動描繪出了一個動物諷喻中典型的醜類。由曹植一生際遇不難猜想這篇賦的創作緣由，曹植一生不得誌，受到曹丕的猜忌隻能退求自保，內心不平而做賦。將奸佞小人比作蝙蝠，這些佞幸似蝙蝠一般“明伏暗動”、表裏不一，更有甚者，如曹丕為皇位猜忌而枉顧兄弟情義。全賦並無一字寫人，但所寫又無一不是指人，正所謂諷喻之義自見。
實際上，曹植在《贈白馬王彪》中就曾經用過“鴟梟鳴衡扼，豺狼當路衢。蒼蠅間白黑，讒巧令親疏”的動物比喻，而小賦的題材則比詩句更能全麵的進行諷刺。這篇動物諷喻小賦，采用半文半詩的賦體。主要體現在對動物的描寫性上，對其外形、習性都進行了具體的描寫與考察。曹植還有《鷂雀賦》，寫一個“鷂欲取雀”暗喻忠奸鬥爭的故事，相對於前作具備了故事性，是動物諷喻的進步。
同類小賦還有阮籍的《獼猴賦》，全賦共四段，內容較曹植之作更為豐富。前兩段寫人為一己之私而捕捉其他生物，在阮籍看來終究不過是“以其壯而殘其生者也”的末流之舉。第三段寫獼猴外形“形乖殊而不純”、“人麵而獸身”，性情“外察慧而無度兮”、“性褊淺而幹進兮”，這段描寫正是諷刺那些自認聰慧的禮法之士對權力的追求。第四段寫獼猴“嬰徽以拘製兮”、“斯伏死於堂下”，點出了追求功名利祿之人作繭自縛的最終結局。
獼猴作為動物諷喻賦的題材最早可見於王延壽的《王孫賦》，但此賦過於注重賦作為文學形式本身所要求鋪誇手法，對獼猴的某些行為反複用不同的詞語進行描寫。這種寫作手法缺少諷刺的力度，而使目光過多的停留在詞語的繁複上。阮籍在繼承王延壽以獼猴作賦的同時，並不過於著重賦的鋪排技巧，反而更重對人類、對獼猴行為的一種抨擊與批判，尤其在最後點出了“獼猴”所指人士的下場，具有很強的情感力量。
南北朝時期的動物諷喻小賦還有元順《蠅賦》和盧元明《劇鼠賦》等。前者在賦末以“雖死生之異質，俱有益於國人。非如蒼蠅之無用，唯構亂與蒸民”一句，指出不做昏庸構亂的蒼蠅之輩，抒發了作者的立世觀。後者詳盡的刻畫老鼠的醜陋，“須似麥穗半垂，眼如豆角中劈。耳類懷葉初生，尾若杯酒餘瀝”用文字將老鼠的形象塑造的惟妙惟肖又充滿詼諧幽默，篇末更是以“嗟天壤之含弘，產此物其何益”的一聲長歎抒發作者嫉惡如仇的心態。
這種小賦的藝術特點大致可以歸類為以下幾點：
1.句式上以四言為主。雖有阮籍的《獼猴賦》為雜言近騷體，但總體上無論是曹植、元順或者盧元明，都采用四言為主的句式，間或在部分描寫上使用六言或雜言以達到描寫的形象性。
2.敘事藝術的發展。動物諷喻小賦中，如曹植《鷂雀賦》獨立敘述了一整個故事，阮籍《獼猴賦》也給獼猴設計了一個結局，這對動物寓言敘事性發展極有助益。
3.市井性很強。這同俳諧文是有所聯係的。因其體製短小，句式簡單，用詞用語通俗，朗朗上口。且對動物的刻畫形神相似，容易引起人的興趣，故易於流行，這就使它具有很強的市井性。尤其在魏晉南北朝時事不太平的時期，人們內心對亂臣賊子的憤懣，往往需要一個發泄點，這種諷喻小賦也就有了其社會意義。
4.細致的描寫性。主要體現在對所選動物的各方麵的細致刻畫，從外形、習性、聲音都予以生動形象的描寫，以求所寫動物與所諷之人事能夠給人以直接的關聯感。
5.滑稽效果的出現。上述所提幾篇動物諷喻小賦，經常在細致的刻畫間，帶給人詼諧的幽默感。這主要與漢魏六朝時期俳諧文十分流行有關，動物諷喻小賦在分類上也可以歸做俳諧文一類。謝芳在《漢魏六朝時期俳諧文中的滑稽》給出三方麵的歸類：“愚弄產生的滑稽;以物喻人產生的滑稽;諷刺性的模仿產生的滑稽。”動物諷喻小賦和後兩種都有關聯性，這種滑稽有誇張造成的成分在其中，也有因描寫太過神似而形成的滑稽感。阮籍就十分擅長這種詼諧的滑稽藝術，這從他的《大人先生傳》中就能窺見一二。
二、柳宗元的動物諷喻
柳宗元在辭賦上繼承了動物諷喻小賦的風格，有作品如《罵屍蟲文並序》、《宥蝮蛇文並序》和《憎王孫文並序》等諷刺名篇。 《罵屍蟲文並序》在主旨上和曹植《蝙蝠賦》有異曲同工之妙，蝙蝠“明伏暗動”，而屍蟲是寄生在人身上通過“潛窺默聽”進而“譖下謾上”。柳宗元在文中怒罵屍蟲卑鄙，這是他在仕途上屢遭陷害感同身受之作。他諷刺和揭露地就是那些在暗中“以淫諛諂誣為族類，以中正和平為罪疾”、“妒人之能，幸人之失”的奸險小人。這篇動物諷喻的寓言體小賦具備了寓言所需要比喻性、諷刺性和故事性，在故事上比前文所說的俗賦要大大增加了。開篇以一個道士說人身上有作祟的“三屍”進行切入，然後講述這些屍蟲的習性。進而作者現身說法指出這些敗類必將無容身之地，歪風邪氣必將消亡的道理。
同樣，在《宥蝮蛇文並序》中也是敘述了一個僮仆抓到了毒害人類的蝮蛇，作者借此機會教育僮仆“彼不即汝，汝不即彼”要彼此相安無事，但實際上卻道出蝮蛇身為爬行動物的卑劣天性是命中注定的，進而在看似寬宥的言辭中把蝮蛇的醜陋展露無遺。
《憎王孫文並序》則是在繼承王延壽《王孫賦》和阮籍《獼猴賦》的基礎上加入故事情節，寫猿的良善和團結，與王孫“好踐稼”、“竊取人食”、“有難，推其柔弱者以免”形成對比結構，以猿喻正人君子，以王孫代指邪惡之輩。進而點出朝野之間“群小逐兮君子違，大人聚兮�Y無餘”的道理。柳宗元另有一篇《牛賦》在謳歌牛的勤勞的同時，以“羸驢”作為譏諷的對象，指出這種驢子“不耕不駕”投機取巧的本性。
唐代後，寓言取得了獨立的文體地位要歸功於柳宗元，他創作的三篇動物諷喻的寓言文《三戒》功不可沒，不僅在諷刺上惟妙惟肖，在故事上也意味深長。柳宗元在序中道明寫作主旨正是：“吾恒惡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勢以幹非其類，出技以怒強，竊時以肆暴，然卒迨於禍。”《黔之驢》諷刺外強中幹者，《臨江之麋》諷刺不懂考察自身的盲目者，《永某氏之鼠》諷刺憑借外力為所欲為者。
柳宗元的動物諷喻作品在藝術和結構方麵對動物諷喻小賦都有所借鑒和發展，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
1.文體上的開拓。從結構上來看柳宗元的辭賦仍保留大部分的四言句式，但他所寫寓言文已經具有獨立的文體特點，句式自由，具有很強的比喻性、諷刺性和故事性。
2.藝術上的獨創性。主要表現在拓展了動物諷喻的主體範圍，動物諷喻小賦所寫之物往往繼承前人所寫鼠、蠅、蟲。柳宗元開拓了一些新的題材，將所寫範圍延伸到已有題材之外。不過於此相對的，諷刺的角度也又從動物諷喻小賦全方位的諷刺，變為了有針對性的諷刺上。
3.強烈的自我精神。柳宗元在創作動物諷喻的時候，非常注重“我”的訴求，作為一個仕途不順的人的傾訴要求在他的動物諷喻中得到體現。動物諷喻小賦中，作者往往作為第三方的客觀存在來敘述主體的醜陋。柳宗元自我精神，通過強烈的情感表達來體現的，無論是他在《三戒》序中說聽聞此三事引以為鑒，還是在《罵屍蟲文》中的嗬斥，又或是《宥蝮蛇文》中對僮仆的教誨，都是彰顯自我的存在。
4.完整的故事性。從不描寫居多的動物諷喻小賦，再到具有完整劇情的動物辭賦，最終產生了極具諷刺效果的寓言文。這是動物諷喻作品不斷發展，最終完善形成寓言文體的必然結果。
三、結語
總的來說，柳宗元的《三戒》是對漢代以來的動物諷喻小賦的直接繼承，並且在繼承中創變，進而形成了具有獨立文體的寓言文。將動物諷喻題材推向了一個高峰，具有藝術上的獨創性，完整的故事性，抒發強烈的自我精神。
動物諷喻的發展軌跡並不是就此結束，在柳宗元將其推向一個高峰之後，後世此類作品依然作為刺世的有力武器而創作不斷。如晚唐李商隱寫有《虱賦》、《蠍賦》，歐陽修《憎蒼蠅賦》，劉克莊《詰貓賦》，洪谘夔《烘蚤賦》，楊慎《蚊賦》等等。於微言中見大義，始終是動物諷喻的特點之一，所寫之物雖不起眼，但卻寄托了作者對社會現實或者黑暗麵的抨擊。它將不斷在時代中發展，不斷被賦予新的社會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