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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禹錫具有中唐詩人參與時政的政治熱情，其人生也因此而倍感坎坷。
一、堅定的政治信念
劉禹錫出生於一個中下層官僚家庭。父親劉緒在朝廷做一個叫做幕僚的小官，父親罷官後，家庭生計一時變得異常困難。“同生無手足之助，終歲有病貧之厄”(《上杜司徒書》)，“內無手足之助，外乏強勁之親”(《上中書李相公啟》)。幼時的他聰明好學，不僅攻讀儒家經典，對諸子百家也有廣泛涉獵，“九流宗指歸，百氏旁裙披”。他孜孜不倦，企圖救民於水火之中。步入成年後劉禹錫對社會的認識逐漸深刻,麵對藩鎮的驕橫,宦官的專政,人民的困苦,他感慨萬分，懷抱著“兼濟”之誌，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為。貞元九年，劉禹錫與柳宗元一道同登進士第，同年登博學宏詞科。貞元十一年，應吏部取士科的考試合格，授太子校書。抱著施道展誌的願望，他積極參加王叔文革新集團，竭力想刷新政治，但是“永貞革新”終於以失敗告終。麵對失敗，劉禹錫上書杜佑，剖析自己的心跡“常謂盡誠可以絕嫌猜，拘公可以餌讒訴”。然而竇群卻彈劾他“挾邪亂政”，給他以沉重的打擊。
失去了在朝廷中發揮才幹，實現抱負的機會，劉禹錫被迫寄情筆墨，把詩文作為“見誌之具”繼續為堅持自己的操守、理想而鬥爭。元和四年，“八司馬”中的程異承召回京，劉禹錫曾語重心長地囑咐他“初心不忘”。這所謂“初心”顯然是指他們共同致力改革，刷新政治的理想。可見，劉禹錫的理想之火自幼時在心中點燃後便始終在胸中燃燒，並散發出維持其精神生命的光和熱。
二、博學達士，才識超群
劉禹錫很少耽於痛苦,因為他不僅是一個政治家,一個詩人,也是一個學問廣博的學者。他在很多領域都保持著濃厚的興趣,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這使人生失意隻成為他人生的一個注腳。
他對身外的一切都懷有一種探究的態度,並要在文字中討論出個所以然,這其中包括反映自然界和社會的普遍規律的哲學。《天論》是劉禹錫的主要哲學著作,《問大鈞賦》、《何卜賦》、《鑒藥》、《儆舟》等,也富有哲學思想。他的這些思想與馬克思著作中的唯物主義以及辯證法、認識論思想有驚人的相似之處,使他比同時代的其他文人更加睿智和達觀。
“以不息為體,以日新為道”體現了劉禹錫的辯證法思想。作者經過思考，得出自己的境遇不能怨天尤人，事物運勢的好惡都是事物客觀運動的結論，於是“盡釋鬱懷，心憎故術，腹飽新授”。作為一位思想家和哲學家，劉禹錫的心靈世界是思辨而通達的，他在逆境中真正做到了心不為形役，從而在一定程度上解脫了痛苦。更難能可貴的是，他在貶謫中不僅僅把視野放在內在心靈世界，而是在顧及內在精神追求的同時又不忘卻社會責任。他關懷社會民生、富有社會責任感並且積極作為，他的心靈在現實中有所依托，由此他能超越小我的痛苦，樂觀麵對多舛的人生。
三、寄心佛道，流連老莊
青少年時期,劉禹錫同詩僧皎然、靈澈有過一段師生關係,這為他親近佛教打開了方便之門。晚年的劉禹錫因道不售,就同白居易一樣,開始寄心佛教。他與江湖上的詩僧交往,問法講道,用佛教的教義來平衡精神上的苦悶。
劉禹錫“家本儒素,業在藝文”,尤其精通大中之道,隻是苦於實踐中達不到中庸的境界,晚年借助佛教才達到了這種境界:“突奧於《中庸》,啟鍵關於內典,會而歸之,猶初心也。”劉禹錫從儒家思想中汲取了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卻在後來的仕途中屢屢受挫,於是,道家的無為、無待的主張也為劉禹錫所喜愛,並用來調整自己受挫後的不平衡心理。劉禹錫對莊子的哲學還有自己的理解,他所認為的“逍遙”境界,是由於“足性安分”所得的逍遙,既積極入世,又保持心境的寧靜。他不以陶淵明的超出世俗為然,但又對其表示出寬容的態度。所以說,劉禹錫始終堅持儒家的人生理想,並借道家境界、佛教思想來排解精神上的壓抑與苦悶。正是憑借著寵辱不驚的氣概和去留無意的心態，使他擺脫了被貶的痛苦與羈絆，轉而投身到文學的探索與創作中，去尋找自我實現的另一個途徑並大獲成功。
拓展：
劉禹錫的喟歎
最近讀到這樣一則新聞：安徽和縣打算斥資千萬元改建因唐朝大文豪劉禹錫的《陋室銘》而聞名於世的“陋室”，為陋室新增“金經台”、“鴻儒閣”、“傍水樓台”等多處“人文景觀”，將陋室打造成壯觀的“陋室園”。聞此不由感慨係之，真乃“年年歲歲花相似，新聞年年不相同”矣。
《陋室銘》是什麼?是中華千古名文!其之所以超越時空聞名於世，首先源於其室之陋。因室之陋，才有了劉禹錫這一傳世名篇。《陋室銘》的靈魂和可貴之處，乃是作者不同凡響的人格魅力和廣闊胸懷。如果劉禹錫住的不是陋室而是豪宅，世上也壓根不會有這篇文學經典了。
劉禹錫，字夢得，公元772年生於洛陽，進士出身，才高八鬥，官至監察禦史。因參與王叔文反對宦官和藩鎮割據的“永貞革新”，失敗後被貶朗州司馬，後又因《戲贈看花諸君子》一詩觸犯當局，降為連州刺史，再貶安徽和州刺史。
和州即今之和縣，按當時體製，劉禹錫應在衙門內享有三間三廳居室。但和州知縣策某認為，劉是被貶之人，有意刁難他，將其安排到縣城南門外臨江的三間小房居住。劉禹錫卻不以為然，見住地風景不錯，還寫了幅“麵對大江觀白帆，身在和州思爭辯”的對聯貼於門首。策某聞知甚為惱火，遂將劉禹錫移居別處，麵積縮減了一半。此房位於曆陽鎮德勝河邊，周圍倒也山清水秀。劉夢得仍怡然自得，又撰對聯曰“楊柳青青江水平，人在曆陽心在京”，策縣令聞訊更是大怒，再下令將劉攆到城中―間隻能放一床一桌一椅的小破房居住。
半年之內，劉禹錫被迫搬了三次“家”，明擺著是策某有意整人，心中當然如鯁在喉憤憤不平。於是，他有感而發一氣寫成《陋室銘》，曰：“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斯是陋室，唯吾德馨。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可以調素琴，閱金經。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南陽諸葛廬，西蜀子雲亭。孔子曰：‘何陋之有?’”他還請人刻碑立於門外。今讀《陋室銘》，仍覺其字字珠璣，句句深意，思想性與藝術性堪稱“雙高”，充分表達了作者高潔的操守和安貧樂道的人格魅力。
敢問，此番和縣欲如此荒唐地按經濟邏輯來進行“文化建設”，用豪華包裝來詮釋古代遺跡，其究竟意欲何為?是想篡改曆史，還是要“還曆史於真相”?抑或故意向劉禹錫開火，諷刺劉郎是在“作秀”?我想，和縣的決策人總不至於糊塗到連是非曲直都分不清了吧?那麼，隻能理解為他們對劉禹錫的身世及胸懷太無知，太不識相，所以才做出如此焚琴煮鶴的“動議”吧!倘夢得先生地下有知，不知該如何喟歎“世風日下、人心不古”了!
說實話，近些年我國各地“造古”、“複古”之風可謂方興未艾：諸葛“躬耕地”至少有三四處，“桃花源”起碼有五六處，而“梁祝故裏”居然有七八處――連缺山少水毫無風景可言的河南汝南縣，竟也自稱是“梁祝故裏”。這些還倒情有可原，畢竟上述均屬美麗傳說，崇美之心人皆有之嘛!而和縣在幹什麼?他們想把一間名人陋室打造成根本不存在的豪華別墅，讓已經“靠邊站”的劉禹錫變成一位土財主，豈不可氣可悲又可笑乎?此舉究竟無知抑或無聊?這筆巨額資金是靠上級撥款還是須向全縣人民“集資”?筆者去過和縣，那是一個財政收入僅為1.2億元的貧窮小縣，老百姓日子捉襟見肘，和縣的群眾會否樂見“陋室園”的修建，不是和尚頭上的虱子――明擺著的嗎?
但願今天的官員能多讀讀《陋室銘》，從“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的名言裏汲取精神養分。劉禹錫還有“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晴空一鶴排雲上，便引詩情到碧霄”等名句，但願人們莫做“沉舟”與“病樹”，爭做“便引詩情到碧霄”的“晴空一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