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ginafitz.com--詩經】
《詩經》是一部具有深廣憂患意識的作品，它流露出一種濃烈的對社會、對現實、對人生的憂患，在控訴婚姻戀愛的不自由中.在情人的隔絕相思中，在棄婦的怨憤中，在日常家庭生活對父母、兄弟、朋友生活處境的憂患中，在對國運盛衰的憂思和對自身狀況的憂患中，都時時反映出來。
憂患意識，自古及今延綿不息，它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顯著特征，它普遍存在於中國藝術、美學乃至史學、哲學之中，並形成中華民族代代相續的深層心理結構。“憂患”一詞，最早見於《周易·係辭下》:“作《易》者，其有憂患乎?”由此可見作者把《易》看成是一部“憂患”之作。其實，不止(易》，在先秦典籍中，《詩經》也是一部具有憂患意識的作品。孔子說:“……詩可以怨”;(《論語》)司馬遷說:“《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作為也。”(《史記·太史公自序》)劉腮說:“風雅之興，誌思蓄憤，而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文心雕龍·情采》)都把《詩經》與憂患悲憤的意識情感聯係起來。班固說:“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鹹有惻隱古《詩》之義。”(《漢書·藝文誌》)也把中國古代文學中的“憂患”意識的產生追溯到《詩經》。劉熙載說:“大雅之變，具憂世之懷，小雅之變，多憂生之意”，(《藝概·詩概》)也明確肯定《詩經》為憂患之作。我國現代著名的文學史家、傳記文學家朱東潤先生說:“吾嚐譯《詩》三百五篇之作而窺作者之心，大抵言樂者少而言憂者多，歡愉之趣易窮而憂傷之情無極，此其作者必大有所不得中而後發於外者如此。”[1]美學家高爾泰也指出“詩三百篇，絕大部分是悲憤愁怨之作，歡樂的聲音是很少的，’P]。的確，今天我們讀起三百篇，印象最深的就是那沉重的憂傷。粗略統計一下，《詩經》中寫悲哀愁怨的詩竟有百餘篇，超過《詩經》總篇數的三分之一!至於言及悲、憂、哀、傷、愁、怨等詩句，朱東潤先生曾加以輯錄，將近百數。由上可見《詩經》中憂患意識情感的表達已達到相當自覺、普遍的程度。整部《詩經》處處流露出一種濃烈的對社會、對現實、對人生的憂患，在控訴婚姻戀愛的不自由中，在情人的隔絕相思中，在棄婦的怨憤中，在日常家庭生活對父母、兄弟、朋友生活處境的憂患中，在對國運盛衰的憂思和對自身狀況的憂患中，都時時反映出來。而正是這種憂患意識為曆代的文學家所繼承和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憂患意識是個涵蓋麵較廣的，較模糊的概念，指一種憂鬱哀傷的思緒和情調。若要加分析，可以區別為憂與患兩種情態。前者側重於對既成事實的愁怨哀傷，後者則更多側重於對未成事實的憂懼或焦慮。如果說“耿耿不寐，如有隱憂”是後者的話，那麼“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詩經·小吳》)說是患了。前者是較感性的，後者則較理性;前者是消極的，後者則是積極的。當然，這樣的區分是生硬的，實際上是兩者密切結合在一起，憂是患的前提，患由憂而生。正是經過無數次的具體前提，人們才形成了患的意識，把消極的情感轉化為積極的富有實踐精神的意向。
關於戀愛、婚姻與家庭生活的詩歌在《詩經》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國風》一百六十篇，其中愛情詩竟占三分之一以上，真實而生動地反映了勞動人民的戀愛、婚姻與家庭生活。其中有對美好的愛情婚姻的向往，有情人的悲歡和離合，有對不自由婚姻的控訴，有夫妻的相聚和離別，各種情態都曾在詩人的筆下呈現出來，憂患意識也往往蘊涵其中。
如《鄭風·東門之彈》;“其室則邇，其人甚遠”，“豈不爾思，子不我即”，描寫了自己的心上人近在眼前，而不得見麵的急切、焦躁的心情。《鄭風·子矜》中的女主人公在久等戀人不來的情況下，急得“挑兮達兮”，惆悵徘徊，心神不安，思念深祝，感情真摯。《王風·采葛》寫情人別離之後，苦苦相思，“一日不見，如三月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陳風·寨裳》中的男子思念情人，竟達到“勞心悄兮”、“勞心搔兮”、“勞心慘兮”的程度。這是人之常情，容易理解。但令人深思的是，即使是在歡樂的時分所唱的歌，也都帶著一種荒寒淒冷和騷動不安的調子，使人聽起來感到涼意襲人。例如《鄭風·風雨》“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雲胡不喜。”這種憂傷的調子普遍存在於《詩經》之中。通覽《詩經》中的婚姻愛情詩，確實是痛苦多於歡樂。特別是棄婦詩，描寫了棄婦的悲哀與辛酸。《詩經》中的棄婦詩大約有10首，占婚戀詩總數的七分之一左右。被遺棄的女子大都品行俱佳，或者堅貞美好，品質純正，如《鄴風·柏舟》;她們善持家務，不惜勞苦，如《衛風·氓》、《鄴凡穀風》。盡管如此，她們還是被丈夫無情地拋棄了，陷人了痛苦的深淵，詩中充滿了她們無盡的哀愁和憂傷。
《詩經》中有些詩表現的是對父母、兄弟、朋友生活處境的憂慮。例如，《唐風·鴨羽》表現了對父母的憂恤之情，是農民控訴繁重搖役的詩。《小雅·寥羲》中的情感表達更為直接和強烈。父母生我養我辛苦勞累，恩深似海，而自己長年行役在外，未能慈烏返哺以盡孝心，返回家中時，交母竟然逝去，他看到家裏野草叢生，想起“哀哀父母，生我動勞”，“哀哀父母，生我勞瘁”，“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柑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複我，出人腹我。欲報之德，昊天閣極!”父母的無微不至的養育之恩象昊天一樣浩大無私，而自己卻不能報答於萬一。這些呼喊與痛哭，讀之幾令人泣下。此詩曾被譽為“千古孝思之絕作”Cpl《詩經》中這種憂思不僅限於對父母，也包括對兄弟、朋友的關愛。《詩經》中涉及兄弟之情者，如《唐風，秋杜》、《王風·葛慕》，都是寫流浪異鄉無兄弟相助的孤單和哀傷，《鄴風·燕燕》寫衛君作為兄長涕泣送別遠嫁的妹妹。《小雅·常棣》是專寫兄弟親情的名篇，有“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兄弟閱於牆，外禦其務。”而《小雅，汙水》則是一首憫亂畏讒而戒友的詩。詩人不但自己憂患感傷，而且忠告自己的親友提高警惕，注意保護自己，以免受到不必要的傷害。總之，這類詩作反映了詩人對親朋好友的關注，有著溫情、關心、責任、義務等豐富的內涵，也深深蘊涵了對現實的不滿與優患。 在《詩經》中，有許多作品特別是怨刺詩表現了對政治腐敗，世道艱難，家國淪亡，人民生活貧窮的憂患。西周中葉以後，周室衰微，朝綱廢馳，社會動蕩，政治黑暗，各種矛盾激化，災難頻繁。一些有識之士對此憂心忡忡，發出了悲憤憂慮的哀歌。如《大雅》中的《民勞》、《板》、《蕩》、《抑》、《桑柔》、《瞻印》、《召曼》;《小雅》中的《節南山》、《正月》、《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昊》、《巧言》、《巷伯》等一批詩歌反映了厲王、幽王時賦稅苛重，政治黑暗腐朽，社會弊端叢生，民不聊生的現實;國風中的《魏風·伐檀》、《魏風·碩鼠》、《鄴風·新台》、《嘟風·牆有茨》、《嘟風·相鼠》、《齊風·南山》、《陳風，株林》，或諷刺不勞而獲，貪得無厭者，或揭露統治者的無恥與醜惡，辛辣的諷刺中寓有強烈的怨憤和不平。這些被後人稱為“變風”、“變雅”的作品，是政治腐朽和社會黑暗的產物。在周室衰微，禮崩樂壞，政教缺失，人倫廢絕，刑政苛酷的時代背景下，公卿列士、貴族大夫及社會各階層人士，憫時喪亂，憂世優生，以詩來針貶時政和社會弊端，感歎身世遭遇。
大雅中的怨刺詩針貶朝政，情緒憤激，但諷中有諫，既欲力挽狂瀾，又充滿無可奈何的悲哀。如《桑柔》，作者用桑樹的榮枯比喻周王朝的盛衰:“莞彼桑柔，其下侯旬。將采其劉，虞此下民。”周朝旺盛時，猶如枝繁葉茂的桑樹，而今衰落了，似掉光了葉子的禿樹，人民也得不到蔭庇。而社會現實是“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到處是動亂，到處是橫禍，到處是死亡。“國步滅資，天不我將”，國家已到了天人共棄的地步。對於這樣的局麵，作者厲聲責問:“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其針對的正是朝廷上那些為非作歹的奸臣。作者在歎息生不逢時、生此亂世的同時，仍嚴肅地告誡周厲王要慎重謀劃，舉賢授能。《桑柔》一詩揭露了周厲王統治下人民處於水深火熱的情景。又如《蕩》第一章直接譴責厲王，其他七章都是托文王指斥殷封王的口吻諷刺厲王，借古諷今，告誡厲王:殷鑒在夏，夏榮之亡國是殷封王的一麵鏡子，表明周鑒亦在殷，殷封之亡國又是厲王的一麵鏡子。
小雅的怨刺詩不僅指斥政治的黑暗，悲悼周王朝國運已盡，憂國哀民，而且感歎自身遭遇。針貶時弊時，更多地將筆鋒集中在奸俊身上，言辭更為激怨，情緒更為怨憤。《節南山》，是周大夫家父斥責執政者尹氏的詩。詩中諷刺周王重用太師尹氏，太師執掌國柄，卻為政不善，做事不公，不親臨國事，重用裙帶關係，欺君閣民，肆無忌憚，以致於天怒人怨，天下大亂。詩中專刺尹氏，但末章說:“家父作誦，以究王翹。式訛爾心，以畜萬邦。”這裏“王洶”指王朝凶惡的根源。“爾心”，指周王任用尹氏之心。訛，指改變。可見其諷怨所向，又在周王身上。周代幽、厲二王，朝政敗壞，奸臣當政，民怨鼎沸，國家命運幾乎傾垮。清代魏源在《詩序集義》中說:“幽、厲之惡莫大於用小人。幽王所用皆按幸、柔惡之人;厲王所用皆強禦倍克、剛惡之人。……厲惡類封，故屢托殷商以陳刺。”這話是很切中要害的。此外，幽王時寺人孟子作的《巷伯》在遭遇讒受謗“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憤激之餘，發出了憤怒的詛咒:“彼潛人者，誰適與諜，取彼潛人，投界豹虎。豹虎不食，投界有北。有北不受，投界有昊”。<正月》也是揭露當時政治的腐朽，統治者的殘暴，小人充斥朝廷、人民處於危難絕境之中，作者怨恨上天的昏債，悲悼周王朝的淪亡。《十月之交》是日蝕和大地震後，主朝官吏敘事抒情之作，諷刺貴族統治階級擾亂朝政，以致災異迭起，民不聊生，國運將盡，並慨歎自己無辜遭受迫害、讒毀，處於孤立無援的境地。《雨無正》刺幽王昏暴，小人誤國。這些詩歌多直抒胸臆，言辭激烈，令人感到痛快淋漓。
國風中的怨刺詩或抨擊統治者的凶狠殘暴，或諷刺不勞而獲、貪得無厭者，或揭露統治者的無恥與醜惡，筆觸更加辛辣犀利，怨憤與不平更加強烈。如《魏風·伐檀》對不勞而獲者提出質問:“不稼不稿，胡取禾三百崖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懸擔兮?”揭露統治者的寄生生活。《魏風·碩鼠》則把統治者比作大老鼠，貪婪、掠奪，使人民陷人絕境，四處逃散。這些怨刺詩，都是當時社會現實的反映。
《詩經》中的怨刺詩有一些出自於民間，也有一些出自公卿列士之手，是貴族士大夫們閡時傷亂、諷諭勸戒之作。它們或借鑒曆史經驗，或揭露現實際矛盾，或針貶昏君，或斥責俊臣，真切地揭露了社會的瘤疾，充滿憂患意識，呼喚人們從善去惡，拯救衰世，讀來有切膚之感，令人震撼。
《詩經》中的憂患意識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幾千年來，它在學子文人的文化心理結構中長期滲透、凝練、積澱，成了一種民族心理的結晶。中國文學流露出非常深重的憂傷，以至於我們在閱讀古典作品時就是在間接地體驗憂愁和哀傷。
這固然跟幾千年來民生多艱有關，但又何嚐不是《詩經》的影響呢?孔子日“不學詩，無以言”[4)《詩經》作為古典詩歌的典範，對後世影響之大，是我們無法估量的。自(楚辭》以來，優患意識一直貫串在曆代的文學作品中，以最直接地受其影響的抒情詩而言，幾乎在所有的大詩人的作品裏都閃耀著它的光輝。屈原對國家前途的擔優，對奸債小人的斥責，就直接繼承了《詩經》的傳統;曹植生當亂世，滿腔濟世壯誌被兄、侄所抑，後半生處於被疑忌當中，終日惶恐不安，其詩多流露出憂生憂國之情。而後的陶淵明、鮑照、庚信、陳子昂、李白、杜甫、蘇軾、黃庭堅，直到清代詩人顧炎武、吳嘉紀、龔自珍……許許多多的文人學子都受到《詩經》的強烈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