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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騷》不僅開辟了一個廣闊的文學領域，而且是中國詩賦方麵永遠不可企及的典範。
深深植根於現實盼積極浪漫主義
中國文學觀實主義和浪漫主義這兩種創作方法源遠流長，現實主義導源於《詩經》，浪漫主義導源於《楚辭》。《離騷》的浪漫主義表現在兩個方麵。第一是強烈的浪漫主義精神。《離騷》展現了作者愛國主義的崇高理想和為實現這種理想而百折不撓的鬥爭精神。他殷切希望楚國能實行修明法度、舉賢授能的“美政”，再現堯舜禹湯文武和三後那樣的自己心目中的盛世，所以他極力讚頌道：“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湯禹儼而祗敬兮，周論道而莫差”，“昔三後之純粹兮，固眾芳之所在”。他為了理想，堅持不懈，上下求索，九死未悔。
第二是大量的浪漫主義手法。作者插上幻想的翅膀，盡情馳騁，這在詩的第二、三兩大段裏有充分的表現。如上款帝閽一節，詩人幻想在太空中翱翔，早晨從南方的蒼梧山出發，傍晚便到了西北昆侖山上的懸圃。他在太陽洗澡的鹹池給馬喂水，在太陽升起的扶桑樹下總轡啟行。月神、風神、雷師、鳳鳥、飄風、雲霓一大群神物前呼後擁。神遊西天一節，寫他駕飛龍、鳴玉鸞，從天津啟程，取道昆侖，渡赤水，過流沙，經不周，到西海。想象豐富奇特，境界恍惚迷離，場麵宏偉壯麗。
比興手法的運用
《離騷》繼承並發展了《詩經》的比興傳統。其具體表現為：在廣度上，它較多地應用比喻，構成龐大的比興係統;在深度上，較之《詩經》更為注意比興中“此物”與“彼物”的內在聯係，用作比喻的事物與全篇所表達的內容統一，富有象征性。如詩中用“美人”喻指楚懷王，用“眾芳”喻指群賢，用“椒、桂、蕙、茝”四種植物喻群賢，用香草“荃”喻楚懷王等等，把比興與表現的內容合而為一，使詩中的意名勝具有了象征意義。
對比手法的運用
屈原在其詩篇中，以遠古的堯、舜賢君的“耿介”、“既遵道而得路”與桀、紂暴君的“猖披”、“夫唯捷徑以窘步”相對照，用以勸諫楚王要走正確的治國之路。又以“恐年歲之不吾與”和“惟夫黨人之偷樂兮”相對照，使自己的熱心為國與小人的苟且偷安形成鮮明對比。
抒情中有故事情節的敘述
抒情詩一般沒有故事情節。《離騷》是一首長篇政治抒情詩，抒發其忠而被疏的憤懣之情。但是詩中的前一部分裏敘述了自己的家世、出生和被疏的事實，後兩部分裏更虛構了女嬃詈原、陳辭於舜，上款帝閽、曆訪神妃，靈氛占卜、巫鹹降神、神遊西天等一係列幻境，使這首抒情詩具有了故事情節的成分。看來似乎山窮水盡，眨眼又是一番新的景象，波瀾起伏，百轉千回，從而把敘事詩和抒情詩融為一爐。
拓展閱讀：離騷創作緣由
屈原學識豐富，“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具有遠大的理想，對內主張修明法度、任用賢才，對外主張聯齊抗秦。楚國貴族集團中的頑固派不斷打擊和排擠屈原，使他一生為之奮鬥呼號的政治理想得不到實現。他就用詩歌傾吐自己的憂愁幽思、綿纏悱惻的情緒。
關於《離騷》的創作背景，爭論的焦點之一是它創作於屈原被楚懷王疏遠時，還是作於屈原被流放時。《史記·屈原列傳》裏說，年輕得誌的屈原遭到同僚上官大夫靳尚的讒害，被楚懷王疏遠。他“憂愁幽思而作《離騷》”。而《史記·太史公自序》裏說：“屈原放逐，著《離騷》。”《報任安書》裏也說：“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司馬遷對同一事件的表述明顯存在著矛盾。
由於可靠史料的缺乏，要解決這個問題，從《離騷》本身找證據是個好辦法。詩中有這樣的詩句：“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自疏”意味著主動的態度，不是“被放”。此外，也有人因為詩中有“濟沅湘以南征兮”一句，懷疑它是屈原被放逐之後所作，但這並不足信。因為《離騷》後半部分，全是寫詩人想像中的雲遊，“濟沅湘以南征兮”並非實有其事。
總之，《史記·屈原列傳》的說法是可信的，即《離騷》創作於屈原被楚懷王疏遠時，是屈原根據楚國的政治現實和自己的不平遭遇，“發憤以抒情”創作出的一首政治抒情詩;而《史記·太史公自序》《報任安書》是抒情性文字，行文時不太忠實於史實，也是有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