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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經》中的愛情詩彰顯了中華民族的早期心理和文化。它從多方麵表現了那個時代豐富多彩的現實生活，反映了各個階層人們的愛恨情仇，以其清醒的現實性。
人生的倫理是由男女相愛而成為夫婦開始的。所謂君臣、父子、兄弟、朋友、社會的一切發展都是由從男女關係的問題開始的。《禮記》中說：“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人一生下來就是要吃飯，長大後男人要女人，女人要男人，幾乎沒有什麼大事。所以西方某些性心理學家的觀念強調世界進步，乃至整部人類曆史都是性心理推動的。無疑，愛情對民族心理和文化影響是至深的。那麼，愛情作為一種民族心理和文化在《詩經》中是如何體現的呢?
一、溫婉含蓄的愛情，溫柔敦厚的詩教
在論語中孔子說：“《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來總評詩經中的愛情。《關雎》是一首關於男孩追女孩的詩。追的過程用一句現代化來說就是“痛並快樂著。”怎麼樣痛苦呢?《關雎》中描寫了“求之不得，輾轉反側，寤寐思服。”那男孩在床上打滾翻來覆去睡不著覺，整天昏昏沉沉，醒著想那姑娘，夢裏還是想那姑娘。那快樂的時候呢?“琴瑟友之，鍾鼓樂之。”
孔子所評的：“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就在表述一種理念了：快樂的時候不過度，痛苦的時候不悲觀、不喪失鬥誌。以此來教育他的學生不論做什麼事都要把握一個度。這反映到中華民族的心理文化中便是中庸之道了。和西方那種隻要你愛我，我愛你就OK的簡單直接的愛情詩完全不同。再看詩經的其他詩篇，如秦風・《蒹葭》中濃濃的相思之情：“白露為霜”給我們傳達出節氣已是深秋了，而天才破曉，因為蘆葦葉片上還存留著夜間露水凝成的霜華。就在這樣一個深秋的淩晨，詩人來到河邊，為的是追尋那思念的人兒，而出現在眼前的是彌望的茫茫蘆葦叢，呈出冷寂與落寞，詩人所苦苦期盼的人兒在哪裏呢?隻知道在河水的另外一邊。但這是一個確定性的存在嗎?從下文看，並非如此。是詩人根本就不明伊人的居處，還是伊人像“東遊江北岸，習俗瀟湘”的“南國佳人”一樣遷徙無定，我們也無從知曉。這種也許是毫無希望但卻充滿誘惑地追尋在詩人腳下和筆下展開。把“溯洄”、“溯遊”理解成逆流而上和順流而下或者沿著彎曲的水道和沿著直流的水道，都不會影響到對詩意的理解。
二、宜其室家、求同務實的婚姻觀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於歸，宜其室家”這篇大家耳熟能詳的《詩經》名篇《桃夭》塑造了一個德容並茂的女子形象。以灼灼桃花之豔來喻其容，以宜其室家之好來昭其德。這首詩反映了這樣一種思想，一個姑娘，不僅要有豔如桃花的外貌，還要有“宜室”、“宜家”的內在美。這首詩，祝賀人新婚，但不像一般賀人新婚的詩那樣，或者誇耀男方世家如何顯赫，或者顯示女方陪嫁如何豐盛，而是再三再四地講“宜其家人”，一再強調使家庭和美，確實高人一等。《禮記・大學》引到《桃夭》這首詩時說：“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這可真是一語道破。家庭是社會的最基本單位，家庭的鞏固與否與社會的鞏固與否，關係十分密切。到了現代，出現了“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五種關係)之說。不論“三綱”，還是“五常”，它們都以夫婦關係為根本，認為夫婦關係是人倫之始，其它的四種關係都是由此而派生出來的。宋代理學家朱熹說：“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有禮義有所錯。男女者，三綱之本，萬事之先也。”(《詩集傳》卷七)。從這段論述，我們也可以看出統治者為什麼那麼重視婚姻、家庭問題。聽古樂唯恐臥，聽鄭衛之音而不知倦的魏文侯有一段名言，說得很透僻。他說：“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上承宗廟，下啟子孫，如之何可以苟，如之何其可不慎重以求之也!”“宜家”是為了“宜國”，在他們眼裏，“宜家”與“宜國”原本是一回事，當然便被看得十分重要了。
三、卑弱的媳婦，偉大的母親
古代女性的地位，並非由於先天的特質，而是由以男性為主的社會文化所塑造而成的。《詩經》中有許多關於女性的詩篇，反映了當時社會的心理，以及對女性的要求。女子生來就注定無法與男子享同等的權利，也沒有同等的期望和責任。可以說，社會對女性的期望非常低，不要求她有自主的能力，隻要求她順從。因此，女性被強化為卑弱的氣質，而終身成為被支持者。因此，在這種背景下女性的婚姻也是很悲慘的。在婚姻中她們被要求做一個賢妻良母，而且她們也差不多是相當自覺的在做的。可是一個賢妻良母並不好當，受苦受累是她的責任，挨打挨罵是她的義務，權利則是沒有的。能夠不挨打挨罵便是她的福氣，能不被休棄便是她的造化了。
可是古代女子，對於尋找歸宿，是極為迫切的。婚姻是女性最佳的生存保障，如《召南・有梅》即道出了女性吉時未嫁的恐慌。然而，女性一旦出嫁了，是否保證從此可以安然棲身?當然是未盡如此。故而，古代中國女人的幸福是有賴於跟她們終身作伴的男人。女人的受苦，多由於男人的暴戾粗魯。倘男人天生情理、脾氣好、慎思慮，女人便不至於受苦。然而即使是一個優秀的男人，夾在母親和妻子的中間，也很少冒著忤逆母親的罪名而維護妻子的。在中國大家庭中，媳婦的生活負著許多責任，實在是一種艱難的生活。因此，縱觀中國女人的曆史，是一部悲慘的曆史，一部忍氣吞聲的曆史。可是令人可歎的是在“男主外，女主內”的模式下，所有小孩子，包括男孩的教育卻是掌握在女人的手裏。估計林語堂先生說的中國人忍耐的德行便發端於此吧。古代中國女人的地位如此低下，而家庭的主導權以及小孩的養育權卻牢牢地抓在女人的手中。
《史記・周本紀》說：“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列女傳》稱其“生十男，親自教誨。自少及長，未嚐見邪僻之事。文王繼而教之，卒成武王、周公之德。”周室由古公�父到季曆、文王三代，都有賢妃良母助興周室。所以能形成姬周王室七八百年的宗室王朝，都是由其上輩“齊家、治國”的德育教化而來，並非偶然徒然地提三尺劍，一戰功成而得的天下。因此，後世尊稱別人的妻子叫“太太”，便是從周室有三位“太”字輩賢妻良母，母儀可風的典故而來，並非是隨隨便便的口頭語。《思齊》一詩歌頌文王善於修身持家，治國有方。但同時也歌頌了女性，從側麵表明一個偉大男人的身後會有一個偉大的女人，一個偉大兒子的母親，是一個偉大母親。林語堂先生也說：“女人倘做了母親，她的人格當會更偉大。”甚至可以這樣斷言：“中國的家教，從古到今一直得力於中國母親的教育。”若雲現代的女性的解放，我想解放的重點理當是放在“賢妻”這塊，至於“良母”這塊大可保持並發揚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