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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羨林，國際著名東方學大師、語言學家、文學家、國學家、佛學家、史學家、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
季老常用戲謔的口吻說：“近年季羨林走俏。”但我近來有一種衝動，總想跟人說說媒體迷霧後麵的季老的本色。二十餘年來，他稱我為“小友”，我亦終身以“良師益友”相對之。他是北大校園中一位真實的正直的學者，一位內心仁慈細膩而經常沉默的老人。
我所認識的季羨林，執著於記憶中的每一樁珍貴往事。他曾對我講過魯迅，講過胡適，講過他的恩師陳寅恪。其神情謙恭無比，如師長猶在前。他說，他們都非常愛護年輕人。北大郝斌曾跟我講過他陪季老去台灣的事。他說，當時邀請一來，季老馬上就答應了。說明他心裏有事，想去。到了台灣，季老就提出要去謁胡適墓。那天，郝斌跟在他後頭。季老上前就恭敬地朝著胡先生的墓三鞠躬，然後回頭對跟在後麵的郝斌說：“鞠躬!”語氣很嚴厲，容不得半點商量。這在季老平時是很少有的。郝斌於是趕緊鞠躬。後來郝斌跟我說：“他不叫，我也是要鞠躬的。因為他在我前頭，我意思得等他行禮退下，我再上前行禮。不料季老那麼性急。他怕我不行禮。”情之急切，可以想見。回來之後，季老寫了“在胡適墓前”的文字。這埋藏在他心中已久的感情終於宣泄。可見，季老是一個有心靈底線的人。麵對多少年來對胡適的謾罵，季老隻能沉默不語。但該守望的東西，他沒有丟掉。
季羨林是認真的人。學者的嚴謹個性也體現於平素的處世中。我在拍攝《西南聯大啟示錄》時，提出要采訪他。季老先是拒絕，以為不合適。他還從來沒有拒絕過我什麼事。但這一次，因為他本人不是西南聯大的，抗戰時期他正留學德國。我說，我采訪他是因為這部片子需要談談陳寅恪，而國內能夠談陳的人不多了。季老才答應了。他著重地給我講了陳寅恪一家“三世愛國”的傳統。他說：“愛國，也是遺傳。”他們是唯一的三代人進入《辭海》的世家。采訪時，也請他談西南聯大，他談得非常審慎，自己的身份擺得很恰當。我當時曾暗想：今後我也要這樣，不能什麼都插一杠子。季羨林不是聖人。作為一個從建國後各種“運動”中走出的知識分子，他的腳步不可能是筆直的，也有過若幹的徘徊，而一旦猛醒，便不隨大流。鐵肩擔道義，衰軀護犢子。這是我由衷敬佩季老和願意一生追隨他的原因。
那時我在海南，曾想創辦一所職業大學。季老欣然地支持我，還為我籌了六十萬韓幣，讓我用發票來取。但大學沒有辦成，錢也就沒動。在那以後，他對我說得最多的是：一個民族最需要的是創造文化和傳播文化的人，他希望我做這樣的人。每一次見麵，他都要求我坐下來寫作，要坐冷板凳。他說：“曼菱要能坐下來，必有大成就。”關於名譽，他曾在電話裏對我說過一句話：“實至名歸。”
最近，他住在301醫院裏，仍然在問起我：“她現在在做什麼?”李玉潔老師答道：“反正她兩隻手不會閑著。”這一次季老為《張曼菱文集》的題辭，我要用它了。我知道，他以風燭殘年，輾轉病榻之軀，兩手為我握筆，慎重加印，目的就是在勉勵我提醒我，要寫下去，要“坐冷板凳”。坐冷板凳，其實正是季羨林的本色，本色，也是他心安理得之處。
他愛引用的一句話是：“任重而道遠，士不可以不弘毅。”他一生致力於東方文化的研究。這在他的《學海泛槎》一書中一一作了交代。而近年來人們瞎給他稱號，其實有損他的學者風範。
“什麼‘一代宗師’，好像聽著不入耳。”季羨林這樣反應。
再問他：“如果給您下一個定義，應該是什麼?”
他說：“我是北大教授，東方學者。足夠了。”他還說：“對一個人，要給他名符其實的定義，他自己心安理得。如果不名符其實，他自己也吃睡不安。好多事情不是這麼出來的。什麼是‘國學大師’?先得把這概念搞清楚。”在他心中，王國維夠稱作“國學大師”。
最後一次到他家中，是在臥室中見他的。他於半坐臥中對我說：“夠本了，就這樣吧。”神情非常恬靜。季老很多方麵不像他的先師陳寅恪，但有一點絕同，這就是九死而無悔，將生命和進了中國泥土，一輩子沒有離開中國的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