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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的父親是個絕頂聰明的人。他是畫家，會刻圖章，畫寫意花卉。圖章初宗浙派，中年後治漢印。他會擺弄各種樂器，彈琵琶，拉胡琴，笙簫管笛，無一不通。我們一起閱讀了解吧。
汪曾祺--我的父親
我父親行三。我的祖母有時叫他的小名“三子”。他是陰曆九月初九重陽節那天生的，故名菊生(我父親那一輩生字排行，大伯父名廣生，二伯父名常生)。字淡如。他作畫時有時也題別號：亞癡、灌園生……他在南京讀過舊製中學。所謂舊製中學大概是十年一貫製的學堂。我見過他在學堂時用過的教科書，英文是納氏文法，代數幾何是線裝的有光紙印的，還有“修身”什麼的。他為什麼沒有升學，我不知道。“舊製中學生”也算是功名。他的這個“功名”我在我的繼母的“銘旌”上見過，寫的是扁宋體的泥金字，所以記得。什麼是“銘旌”，看《紅樓夢》賈府辦秦可卿喪事那回就知道，我就不嚕蘇了。
我父親年輕時是運動員。他在足球校隊踢後衛。他是撐杆跳選手，曾在江蘇全省運動會上拿過第一。他又是單杠選手。我還見過他在天王寺外邊駐軍所設置的單杠上表演過空中大回環兩周，這在當時是少見的。他練過武術，腿上帶過鐵砂袋。練過拳，練過刀、槍。我見他施展過一次武功，我初中畢業後，他陪我到外地去投考高中，在小輪船上，一個初來的偵緝隊以檢查為名勒索乘客的錢財。我父親一掌，把他打得一溜跟頭，從船上退過跳板，一屁股坐在碼頭上。我父親平常溫文爾雅，我還沒見過他動手打人，而且，真有兩下子!我父親會騎馬。南京馬場有一匹劣馬，咬人，沒人敢碰它，平常都用一截粗竹筒套住它的嘴。我父親偷偷解開韁繩，一蹁腿騎了上去。一趟馬道子跑下來，這馬老實了。父親還會遊泳，水性很好。這些，我都不知道他是什麼時候學的。
從南京回來後，他玩過一個時期樂器。他到蘇州去了一趟，買回來好些樂器，笙簫管笛、琵琶、月琴、拉秦腔的胡胡、揚琴，甚至還有大小嗩呐。嗩呐我從未見他吹過。這東西吵人，除了吹鼓手、戲班子，一般玩樂器人都不在家裏吹。一把大嗩呐、一把小嗩呐(海笛)一直放在他的畫室櫃櫥的抽屜裏。我們孩子們有時翻出來玩。沒有哨子，吹不響，隻好把銅嘴含在嘴裏，自己嗚嗚作聲，不好玩!他的一支洞簫、一支笛子，都是少見的上品。洞簫簫管很細，外皮作殷紅色，很有年頭了。笛子不是纏絲塗了一節一節黑漆的，是整個笛管擦了荸薺紫漆的，比常見的笛子管粗。簫聲幽遠，笛聲圓潤。我這輩子吹過的簫笛無出其右者。這兩支簫笛不是從樂器店裏買的，是花了大價錢從私人手裏買的。他的琵琶是很好的，但是拿去和一個理發店裏換了。他拿回理發店的那麵琵琶又髒又舊、油裏咕嘰的。我問他為什麼要換了這麼一麵髒琵琶回來，他說：“這麵琵琶聲音好!”理發店用一麵舊琵琶換了他的幾乎是全新的琵琶，當然樂意。不論什麼樂器，他聽聽別人演奏，看看指法，就能學會，他彈過一陣古琴，說：都說古琴很難，其實沒有什麼。我的一個遠房舅舅，有一把一個法國神父送他的小提琴，我父親跟他借回來，鼓揪鼓揪，幾天工夫，就能拉出曲子來，據我父親說：樂器裏最難，最要功夫的，是胡琴。別看它隻有兩根弦，很簡單，越是簡單的東西越不好弄。他拉的胡琴我拉不了，弓子硬馬尾多，滴的鬆香很厚，鬆香拉出一道很窄的深槽，我一拉，馬尾就跑到深槽的外麵來了。父親不在家的時候我有時使勁拉一小段，我父親一看鬆香就知道我動過他的胡琴了。他後來不大擺弄別的樂器了，隻有胡琴是一直拉著的。
摒擋絲竹以後，父親大部分時間用於畫畫和刻圖章，他畫畫並無真正的師承，隻有幾個畫友。畫友中過從較密的是鐵橋，是一個和尚，善因寺的方丈。我寫的小說《受戒》裏的石橋，就是以他為原型的。鐵橋曾在蘇州鄧尉山一個廟裏住過，他作畫有時下款題為“鄧尉山僧”。我父親第二次結婚，娶我的第一個繼母，新房裏就掛了鐵橋的一個條幅，泥金紙，上角畫了幾枝桃花，兩隻燕子，款題“淡如仁兄嘉禮弟鐵橋寫賀”。在新房裏掛一幅和尚的畫，我的父親可謂全無禁忌;這位和尚和俗人稱兄道弟，也真是不拘禮法。我上小學的時候，就覺得他們有點“胡來。”這條畫的兩邊還配了我的一個舅舅寫的一幅虎皮宣的對子：“蝶欲試花猶護粉，鶯初學囀尚羞簧”，我後來懂得對聯的意思了，覺得實在很不像話!鐵橋能畫，也能寫。他的字寫石鼓，畫法任伯年。根據我的印象，都是相當有功力的。我父親和鐵橋常來往，畫風卻沒有怎麼受他的影響。也畫過一陣工筆花卉。我們那裏的畫家有一種理論，畫畫要從工筆入手，也許是有道理的。揚州有一位專畫菊花的畫家，這位畫家畫菊按朵論價，每朵大洋一元。父親求他畫了一套菊譜，二尺見方的大冊頁。我有個姑太爺，也是畫畫的，說：“像他那樣的玩法，我們玩不起!”興化有一位畫家徐子兼，畫猴子，也畫工筆花卉。我父親也請他畫了一套冊頁。有一開畫的是花，薄瓣透明，十分絢麗。一開是月季，題了兩行字：“春水蜜波為花寫照”。“春水”、“蜜波”是月季的兩個品種，我覺得這名字起得很美，一直不忘。我見過父親畫工筆菊花，原來花頭的顏色不是一次敷染，要“加”幾道。揚州有菊花名種“曉色”，父親說這種顏色最不好畫。“曉色”，很空靈，不好捉摸。他畫成了，我一看，是曉色!他後來改了畫寫意，用筆略似吳昌碩，照我看，我父親的畫是有功力的，但是“見”得少，沒有行萬裏路，多識大家真跡，受了限製。他又不會作詩，題畫多用前人陳句，故布局平穩，缺少創意。
父親刻圖章，初宗浙派，清秀規矩。他年輕時刻過一套《陋室銘》印譜，有幾方刻得不錯，但是過於著意，很拘謹。有“蘭帶”、“折釘”，都是“做”出來的。有一方“草色入簾青”是雙鉤，我小時覺得很好看，稍大，即覺得纖巧小氣。《陋室銘》印譜隻是他初學刻印的成績。三十多歲後，漸漸豪放，以治漢印為主。他有一套端方的《齋印存》，經常放在案頭。有時也刻浙派少印。我記得他給一個朋友張仲陶刻過一塊青田涑石小長方印，文曰“中”，實在漂亮。“中”兩字也很好安排。
刻印的人多喜藏石。父親的石頭是相當多的，他最心愛的是三塊田黃，我在小說《歲寒三友》中寫的靳彝甫的三塊田黃，實際上寫的是我父親的三塊圖章。
他蓋章用的印泥是自己做的。用的是“大劈砂”，這是朱砂裏最貴重的。大劈砂深紫色的，片狀，製成印泥，鮮紅奪目。他說見過一些明朝畫，紙色已經灰暗，而印色鮮明不變。大劈砂蓋的圖章可以“隱指”，即用手指摸摸，印文是鼓出的。他的畫室的書櫥裏擺了一列裝在玻璃瓶的大劈砂和陳年的蓖麻子油，蓖麻油是調印色用的。
我父親手很巧，而且總是活得很有興致。他會做各種玩意。元宵節，他用通草(我們家開藥店，可以選出很大片的通草)為瓣，用畫牡丹的西洋紅(西洋紅很貴，齊白石作畫，有一個時期，如用西洋紅，是要加價的)染出深淺，做成一盞荷花燈，點了蠟燭，比真花還美。他用蟬翼箋染成淺綠，以鐵絲為骨，做了一盞紡織娘燈，下安細竹棍。我和姐姐提了，舉著這兩盞燈上街，到鄰居家串門，好多人圍著看。清明節前，他糊風箏。有一年糊了一隻蜈蚣(我們那裏叫“百腳”)，是絹糊的，他用藥店裏稱麝香用的小戥子約蜈蚣兩邊的雞毛，——雞毛必須一樣重，否則上天就會打滾。他放這隻蜈蚣不是用的一般線，是胡琴的老弦。我們那裏用老弦放風箏的，家父實為第一人(用老弦放風箏，風箏可以筆直地飛上去，沒有“肚子”)。他帶了幾個孩子在傅公橋麥田裏放風箏。這時麥子尚未“起身”，是不怕踩的，越踩越旺。春服既成，惠風和暢，我父親這個孩子頭帶著幾個孩子，在碧綠的麥壟間奔跑呼叫，為樂如何?我想念我的父親(我現在還常常夢見他)，想念我的童年，雖然我現在是七十二歲，皤然一老了。夏天，他給我們糊養金鈴子的盒子。他用鑽石刀把玻璃裁成一小塊一小塊，再合攏，接縫處用皮紙漿糊固定，再加兩道細蠟箋條，成了一隻船、一座小亭子、一個八角玲瓏玻璃球，裏麵養著金鈴子。隔著玻璃，可以看到金鈴子在裏麵爬，吃切成小塊的梨，張開翅膀“叫”。秋天，買來拉秧的小西瓜，把瓜瓤掏空，在瓜皮上鏤刻出很細致的圖案，做成幾盞西瓜燈，西瓜燈裏點了蠟燭，撒下一片綠光，父親鼓搗半天，就為讓孩子高興一晚上。我的童年是很美的。
我母親死後，父親給她糊了幾箱子衣裳，單夾皮棉，四時不缺。他不知從哪裏搜羅來各種顏色，砑出各種花樣的紙。聽我的大姑媽說，他糊的皮衣跟真的一樣，能分出灘羊、灰鼠。這些衣服我沒看見過，但他用剩的色紙，我見過。我們用來折“手工”。有一種紙，銀灰色，正像當時時興的“慕本緞子”。
我父親為人很隨和，沒架子。他時常周濟窮人，參與一些有關公益的事情。因此在地方上人緣很好。民國二十年發大水，大街成了河。我每天看見他趟著齊胸的水出去，手裏橫執了一根很粗的竹篙，穿一身直羅褂，他出去，主要是辦賑濟。我在小說《釣魚的醫生》裏寫王淡人有一次乘了船，在腰裏係了鐵鏈，讓幾個水性很好的船工也在腰裏係了鐵鏈，一頭拴在王淡人的腰裏，冒著生命危險，渡過激流，到一個被大水圍困的孤村去為人治病，這寫的實際是我父親的事。不過他不是去為人治病，而是去送“華洋義賑會”發來的麵餅(一種很厚的麵餅，山東人叫“鍋盔”)。這件事寫進了地方上人送給我祖父的六十壽序裏，我記得很清楚。
父親後來以為人醫眼為職業。眼科是汪家祖傳。我的祖父、大伯父都會看眼科。我不知道父親懂眼科醫道。我十九歲離開家鄉，離鄉之前，我沒見過他給人看眼睛。去年回鄉，我的妹婿給我看了一冊父親手抄的眼科醫書，字很工整，是他年輕時抄的。那麼，他是在眼科上下過功夫的。聽說他的醫術還挺不錯。有一鄰居的孩子得了眼疾，雙眼腫得像桃子，眼球紅得像大紅緞子。父親看過，說不要緊。他叫孩子的父親到陰城(一片亂葬墳場，很大，很野，據說韓世忠在這裏打過仗)去捉兩個大田螺來。父親在田螺裏倒進兩管鵝翎眼藥，兩撮冰片，把田螺扣在孩子的眼睛上，過了一會田螺殼裂了。據那個孩子說，他睜開眼，看見天是綠的。孩子的眼好了。一生沒有再犯過眼病。田螺治眼，我在任何醫書上沒看見過，也沒聽說過。這個“孩子”現在還在，已經五十幾歲了，是個理發師傅。去年我回家鄉，從他的理發店門前經過，那天，他又把我父親給他治眼的經過，向我的妹婿詳細地敘述了一次。這位理發師傅希望我給他的理發店寫一塊招牌。當時我很忙，沒有來得及給他寫。我會給他寫的。一兩天就寫了托人帶去。
我父親配製過一次眼藥。這個配方現在還在，但是沒有人配得起，要幾十種貴重的藥，包括冰片、麝香、熊膽、珍珠……珍珠要是人戴過的。父親把祖母帽子上的幾顆大珠子要了去。聽我的第二個繼母說，他製藥極其虔誠，三天前就洗了澡(“齋戒沐浴”)，一個人住在花園裏，把三道門都關了，誰也不讓去。
父親很喜歡我。我母親死後，他帶著我睡。他說我半夜醒來就笑。那時我三歲(實年)。我到江陰去投考南菁中學，是他帶著我去的。住在一個市莊的棧房裏，臭蟲很多。他就點了一支蠟燭，見有臭蟲，就用蠟燭油滴在它身上。第二天我醒來，看見席子上好多好多蠟燭油點子。我美美地睡了一夜，父親一夜未睡。我在昆明時，他還在信封裏用玻璃紙包了一小包“蝦鬆”寄給我過。我父親很會做菜，而且能別出心裁。我的祖父春天忽然想吃螃蟹。這時候哪裏去找螃蟹?父親就用瓜魚(即水仙魚)給他偽造了一盤螃蟹，據說吃起來跟真螃蟹一樣。“蝦鬆”是河蝦剁成米大小粒，摻以小醬瓜丁，入溫油炸透。我也吃過別人做的“蝦鬆”，都比不上我父親的手藝。
我很想念我的父親，現在還常常做夢夢見他。我的那些夢本和他不相幹，我夢裏的那些事，他不可能在場，不知道怎麼會攙和進來了。
一九九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
矮紙斜行閑作草，暗窗細乳戲分茶。
素衣莫起風塵歎，猶及清明可到家。
這是陸放翁的詩，與他廣為人知的表達報國雪恥之誌的詩歌不同，這首詩給我們看到了一個士大夫的日常生活情趣，閑適的心情有一種不被塵世所染的脫俗，就如汪曾祺先生的散文。
汪老是喜愛這首詩的，不如說是他喜愛這種心情，這種心情是具有生活氣息的，他想展現給我們的就是他的帶著心情的生活。
他對生活的感覺，似乎略有逃學孩子的清閑，世界也就這麼大：嘴裏叼著的微甜的草根、為了捉“都溜”沾惹了一身的臭芝麻、苗族女孩子嬌嗔柔和的“賣楊梅——”聲、在窗台上悄悄“吸著水”的繡球花，這就是生活，甚至可以說是一種藝術，他真實地、切身地享受這種藝術。
他是個別樣的作家，他與當今坐在家裏或辦公室裏眼珠牢牢盯住屏幕、手指在鍵盤上飛舞、神經幾近被絡繹不絕的電話摧毀的作家不一樣。他的文章、他的書像是被他本人撫摩過千萬遍的，字裏行間散發出的是木頭鉛筆的味道，而不是機器的硬冷，我能看到一個健朗的老人用他骨骼突出的手握住鉛筆，麵帶淡定從容的微笑，他細膩動情的筆觸時不時地給自己和我們一個小小的驚喜、小小的感動，為了一小盤帶著雨珠的潔白的緬桂花，抑或是為了一條從湖心突然一躍而起的大魚，還是堂倌頗具京腔的一聲“收茶錢——”，它們以滋潤人心的方式詮釋了“絢爛之極歸於平淡”的東方古訓。平平淡淡才是真，平淡是一種生活狀態、一種境界、一種認識，大多數人為了擺脫平庸而奮鬥，但是那些成功的人在經曆了暴風雨也見過了彩虹後，往往不再好高騖遠，而是理解平淡、用這種平淡的心境熱愛著平淡甚至“平庸”的日常生活。
其實從他的文章裏得以體現的閑適之美正是他經曆了人事浮沉後所潛心追求的，大美之美固然可畏，但是他給我們看到的是那種能令人會心一笑的小美，美在身邊，美在本分。可惜現在人們大多沒有精力和心情去關注這些看似瑣碎的美，他們大多腳步匆匆，厚重的鏡片竟把人們的心與社會、與自然隔離，太多的金屬製品竟把人們的心層層包裹，作者在極力讓我們感受美的同時，我分明聽到一個慈祥的聲音在對忙著趕路的世人們說：“孩子們，慢點走，你們看這朵海棠的顏色，像是哪個大家閨秀的胭脂水不小心從指尖滑落，浸進了花瓣裏。真美。真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