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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人性本“善”、“惡”向“善”的轉化、關注弱勢群體等三個方麵論述女作家遲子建在其小說作品中投入的人文關懷，表現了她對人性和人情的讚美。
在紛繁喧鬧的當今文壇，由於意識形態的多元化，作家風格和作品類型日趨多樣。有的作家滿腔燃燒著正義的烈火，對整個中華民族和人民的命運密切關注，將民族崛起和興旺的重擔自覺地放在肩上，他們將手中的筆揮舞成戰鬥的鐵鞭，對愚昧和醜陋揮鞭怒斥。他們能夠置個人安危而不顧，做百姓的代言人，寫出的作品犀利尖銳;還有以文學為敲門磚，積極向權位靠攏，為謀求一官半職處處看別人的眼色行事，或是已謀求到一官半職，為能保住來之不易的成果，高唱違心的讚歌的作家;當然也有內心世界豐富敏感，對生活有著細膩深刻而具獨特的體驗的作家。他們用一支筆在向人們娓娓地訴說，美麗優雅的文字蘊涵著淡淡的哀傷，文學是他們的生命之舟，是他們苦戀相依的伴侶。而從黑龍江漠河的白山黑水間走來的女作家遲子建無疑屬於後者，她用樸實溫情的筆觸為讀者營造了一片恍如世外桃源的純淨世界，在她20多年的文學創作生涯中，一直在不懈地追求著小說純粹的藝術性與審美性，這種追求使其小說“具有詩的意蘊”。她的小說深深植根於黑土地，展現筆下人物獨特的生存方式，反映他們各自不同的人生世界，更重要的是她對人物豐富內心世界的觀照，揭示普通人身上人性善與惡，熱衷於表現人性和人情的美。她的作品始終閃爍著人性之光，有一種發自內心的“悲天憫人”的情懷。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一、人性本“善”
遲子建出生於黑龍江漠河縣的北極村，家鄉的山川、河流、草灘給她以能量，賦予她靈感，正如她自己所說“我對文學和人生的思考，與我的故鄉，與我的童年，與我所熱愛的大自然是緊密相連的”。在遲子建的文學世界裏，她不僅喜歡抒寫自然的美，更執著地表現生活在“原始風景”中的人們的人性美，在這種背景下，一切東西都被附上了人性的光芒，使作品無時無刻不充滿了溫情，把人性“善”的一麵發揮到了極致。她的短篇小說《朋友們來看雪吧》寫萍水相逢的人們不是親人勝似親人般的相處。在偏遠的烏回小鎮，到那裏寫生的女畫家和生性樂觀的胡達老人以及老人七歲的孫子之間，還有女畫家與回到小鎮拍電影的男子的相處，都是那麼的和諧，仿佛和那裏的景色融為一體。在這部小說中，我們看不到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感和陌生感，人與人之間因為以誠相待而變得親如一家。潔白的雪在這裏也被賦予了象征意義，寓意人性的美好。《日落碗窯》中腿有殘疾的吳雲華，不顧自己行動不便而熱心給予鄰居王張羅將要生產的傻妻子以照顧和關愛。遲子建的中篇小說《逆行精靈》中，長途公共汽車因雨在中途小站拋錨，壞天氣逼一夥陌生人不得不在一起過一次集體生活。大家各懷心事，注定了孤獨和隔膜。終於有一個人打破了僵局，開始為大家而不是隻為自己做事了。點滴愛心的流露，成了對愛心的有力呼喚，局麵很快改觀了。大家終於有了共同的歡樂和歌聲，這是一次鼓舞人心的人性溝通。黑臉人原來藏在心中對兄長的莫須有的仇恨化解了，清高的抱琴者沒有了知識分子的清高和矜持，老啞巴也是因為接受了這種溝通，結束了自己的孤獨無助。他的意外之死，又使得這個臨時家庭的成員表現出他們本來就有但卻深埋於心底的善良。這是美好人性的真實寫照。《瘋人院裏的小磨盤》中瘋人院的三個食堂的師傅盡管有著普通人身上的缺點，但對小磨盤這個沒有父親的孩子卻給予了父親般的關愛，他們給小磨盤做好吃的，給他買鉛筆，鼓勵他好好學習。《踏著月光的行板》同樣是對人性善的讚美，小說在“夫妻互訪”的大故事中穿插了二人在車上所經曆的一些情節，通過這些小故事，來抒寫人性的美好，男女主人公背井離鄉到城市做著不體麵的工作，掙著微薄的工資，但他們仍活得有滋有味，兩人省吃儉用，希望將來能把兒子接到城裏讀書，作者在兩人身上投注了生活在城市底層的小人物的質樸善良的品質。王銳在查票事件中被帶進餐車，真相大白後，乘警見王銳十分委屈，就讓他免費坐在那裏，免得出去挨擠，但“王銳可不想坐在那裏，他想回到原先站的地方，他要把車票給擁堵在茶爐旁的乘客看，他沒有撒謊，他是清白的!”這是一種執拗的善良。妻子林秀珊打算把分得的毛毯拿去賣一百二十元，好給丈夫買把口琴。當老熟人拿一百元買她的毛毯時，她“心裏‘咯噔’了一下，心想這比自己要賣的少二十塊呢，她仿佛看見王銳的口琴有幾個小孔不會發音了，但她嘴上卻說‘太多了!太多了’!”這是一種善良的虛偽。林秀珊知道犯人即將臨刑，便拿出了買給丈夫的口琴吹奏給犯人聽，讓他在快走到生命盡頭時又重溫了生命的可貴和溫暖。
她的這些作品並不追求情節的新奇或跌宕起伏，而是在平緩的敘述中表現人性的純樸和真善，讀後深深為之動容。
二、“惡”向“善”的轉化
在遲子建的小說中除了對真善美的歌頌，不可回避的是人性中“惡”的一麵，但她並沒有像其他作家那樣極力挖掘或表現甚至放大人性惡和醜，而是讓惡向善的方麵轉化，讓其良心發現。她說：“我覺得人們犯了一個大錯，所謂信奉人性惡，恰恰是理性思考的結果，而善是一種生活狀態，我的小說就是這麼一種狀態，它不是思考的結果。”“中國老百姓大多數都是處在這麼一種尷尬的狀態之中：既不是大惡也不是大善，他們都是有缺點的好人，生活得有喜有憂，他們沒有權也沒有勢，徹底沒有資本，他不可能做一個完全的善人或惡人，隻能用小聰明小把戲以不正當的手段去為自己謀取私利，在這一過程中他會左右為難倍受良心折磨，處在非常尷尬的狀態中。”[1]這些尷尬的人在遲子建的小說中雖然損人利己，但最終都心靈發現並改邪歸正。《鴨如花》的主人公徐五婆是一個孤身的冥婆子，會釀醇香清冽的酒給去了的人喝，給他們做合體的衣衫，她沒有文化，也不識字。小說敘述她與逃犯相處的一段經曆。她念叨痛恨著電視裏通緝的越獄逃犯，可一看他可憐巴巴的樣子立馬心軟。她給他粥喝，燉鴨給他吃，讓他住她丈夫生前的屋子。她對著窮途末路的逃犯有點害怕，卻也沒戰戰兢兢。逃犯是因為過失殺人進了監獄，他逃跑後首先想到死去的父親墳前去磕頭贖罪，然後再到公安局自首。當徐五婆了解到他的愧疚後幫助他逃出了小鎮，並送他到父親的墳地，完成了逃犯的心願，又送他到公安局自首。小說表現了徐五婆的寬厚仁慈，但更重要的寫出了逃犯未泯滅的人性，逃犯既有可恨的一麵，又有可憐的一麵，把人性的複雜真實地展現在讀者麵前。她的獲獎作品《霧月牛欄》中寶墜被繼父打傻，從此住進牛欄，整日與牛為伴，但後來繼父的良心受到譴責，後悔的心情像螞蟻一樣啃噬著他的內心，精神壓抑，終於在臨死前為寶墜蓋了新房，算是對寶墜的一種補償。《白銀那》中的馬占軍當年為了治病，曾經到處借錢，他由此特別看重錢。在魚汛高潮期，他剪斷電話線，使白銀那失去了與外界的聯係，農民的魚運不出去，即將腐爛，而他大量進購鹽，鹽價暴漲，激起鄉民們對馬占軍的憤怒，後來鄉長的老婆卡佳為防止魚的腐爛，一個人到陰山岩洞背冰被熊所傷最終致死，馬占軍幡然悔悟，把鹽送到各家各戶，鄉長在為卡佳送行時勸阻了兒子向馬占軍的報複行為，並以與人為善的做人原則告誡村民不許對馬家采取任何報複行為。
在遲子建的小說中善與惡從未形成真正的較量，隻是在短暫的對立之後，很快便被人性的溫情所消融，她一直都在執著地描寫人性善。遲子建筆下這些人物受到良心的譴責，最終都體現了作為人的善性的一麵。[2]正如她自己所說：“法律永遠戰勝不了一個人的內心道德的約束力，所以我特喜歡讓‘惡人，心靈發現’。”[3]“我覺得生活就是由善和惡構成的，而且善和惡在這裏並沒有明確的分野。它們是膠合在一起的。但單純地用傳統的道德觀念來評價某些事物的時候，或者說長期以來的思維定勢，容易使我們把善的東西看成是惡的了。善和惡在某個人身上或者在某件事情上，都是統一體，小說家要做的就是這種善惡交融的工作。”[4]
三、關注弱勢群體
遲子建小說中悲憫的人性情懷不僅表現在對正常人的抒寫上，同時她也把目光投向了生活在社會底層的特殊人群――殘疾人。殘疾人作為弱勢群體，因為肢體的殘缺或精神失常，經常被驅逐至社會的邊緣，遭到其他人的愚弄和嘲笑，得不到作為一個人應有的待遇和尊重。但遲子建卻用自己寬厚、善良的心和溫情的筆關注著這類人的生存境遇和生命曆程。《雪壩下的新娘》中的劉曲是被打傻的，傻後的他過著簡單的快樂生活，可以不用做事，可以隨時去看美麗的“雪壩下的新娘”。但劉曲的傻，正是他人生悲劇的開始，眾人的嘲諷，妻子對自己的背叛，可他對這一切竟還渾然不知。《采漿果的人》中大魯二魯是一對雙胞胎兄妹，他們的父母，也就是老魯夫婦，是一對表兄妹，這使得他們生出的孩子言語木訥，思維遲鈍，嚴重智障。他們臨終留給這對兄妹的遺言就兩條：第一，不許睡在一起;第二，春天播完種，別忘了秋天下了霜就秋收。他們雖然是兄妹，但卻是傻瓜，同住在一個屋簷下，日子久了，父母怕他們控製不了本能的欲望，所以給他們留下了這樣的遺言，而兩人也確實死死地遵守著，“隻有大魯二魯，沒有小魯!”他們的出生本身就是錯誤，父母的愚昧直接造成了兩個孩子無法像正常人一樣生活。還有《霧月牛欄》中的寶墜，被繼父打傻後，搬進牛棚，因為跟牛在一起他覺得很快樂，他的快樂隻能和牛分享，永遠無法與人分享。作者把“牛”寫得那麼富有“人性”，讓寶墜在牛那裏獲得本該在人身上獲得的溫暖。這幾部作品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他們的主人公都是智障，也就是俗稱的“傻瓜”，不論他們是生來就傻還是後來由於種種原因變傻，他們都是快樂的。遲子建說：“傻瓜成傻的原因各不相同，但他們成傻後的快樂卻是相同的，喜歡遊逛，喜歡笑。”(《傻瓜的樂園》)作家不忍心看到生存本來已經很艱難的他們不快樂，所以讓他們活在自己的“傻瓜的樂園”中自得其樂，但在我們這些“正常人”看來卻是一種無奈的悲哀，因為不管他們有多快樂，他們都永遠無法融入正常人的世界。
遲子建對殘障者是心存關愛的書寫，但在關愛的同時，也體現出一個作家的良知和社會責任感，對社會上歧視殘疾人的現象表現了她的批評。
遲子建用她富有詩意又略帶憂傷的文字，帶著一個女性特有的溫婉細膩的特質，讚美和謳歌了美好人性，對弱勢群體投以關愛和憐憫，體現出了作家的人道主義精神和悲天憫人的人文關懷，從而使讀者也從中獲得了獨特的審美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