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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之所以是人類存在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無非是因為它加入了我們對生命意義的探究。
遲子建諸多作品中一個常見的主題就是死亡，她的關於生存或死亡的意識在作品中湧動，成為我們理解其小說的切入點。死亡固然不可避免，但我們對待死亡的態度可謂千差萬別。遲子建小說創作中所呈現出來的對於生死的思考，集中表現了遲子建的人生態度。
一、感悟生死
在遲子建筆下，我們的生命在任何時刻都在走向死亡。這種對死亡的認識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麵對周遭死亡的人逐漸認識和感悟到的。
首先感受到死亡並感到恐懼的是兒童。在他們的意識中，死亡是神秘的也是慘痛的，它意味著不幸、淒慘、悲哀和絕望。《北國一片蒼涼》中，蘆花被父親囚禁起來眼看著母親被燒死卻無能為力;在《守靈人不說話》中，遲子建以兒童的視角描述了親人的一個個離去，自己對死亡由恐懼到接認知的感情進展。“他人之死是人類童年或個體童年的原始性的死之經驗，它使人類或個人最初知道了死亡的事實，產生了最初的關於死亡的體驗和認識，也可說它是原初性的死亡意識。”
對死的意識標誌人的自我意識覺醒程度。《樹下》中七鬥就是伴隨著死亡逐漸成長的。小說開篇就寫到了七鬥母親的死亡，其後一連串的死亡伴隨七鬥的成長。如果說第一次麵對母親的去世，七鬥感到特別的憂傷和痛苦;那麼麵對姥爺去世，七鬥表現得就不那麼悲傷;第三次寫到靳開河女人的死亡則是用冷靜客觀的敘述語氣，仿佛在描寫一件平常事件一樣。死亡對生者生活和精神上的衝擊力是有限的。知道父親死亡的信息傳來，她的悲傷幾乎用盡。七鬥姨媽一家四口被鄰居朱大有殺害、船長自殺、畫家死去、欒老太太的死訊、白馬主人的意外、兒子多米病逝……七鬥的一生都在見證著死亡，她不再對死亡感到好奇或恐懼，而是感到死亡無處不在，隨時可以發生。
在遲子建看來，死亡並不是刻意的設計，而是日常生活中突然的遭遇。海德格爾曾經指出：“日常生活就是在生和死之間的存在。”[2]生死的變幻無常隻是偶然之中的必然。在《額爾古納河右岸》中，遲子建也寫到了大量人物的死亡，伊萬孤獨地死去無人送葬，達西帶著他的“奧木列”找狼複仇死在狼爪下，姐姐列娜被凍死，父親林克和母親達瑪拉“一個歸於雷電，一個歸於跳舞”，尼都薩滿追隨母親而去，“我”的二兒子安道爾被大兒子維克多誤以為野鹿錯殺，維克多因內疚酗酒過度而死，“我”的第一任丈夫拉吉達凍死在馬背上，第二任丈夫酋長瓦羅加最後死於黑熊的魔爪。這是一篇充溢著死亡氣息的長篇小說，人物的死亡充滿了偶然性與必然性。遲子建通過她小說中的人物來表達自己對死亡的感悟，她的死亡描寫告訴人們死亡經常不期而遇，就像自然一樣無情，它是人物存在的常態，包含在生命過程中。
二、超越生死
人的生存是一個向著死亡的存在。麵對死亡，人們除了坦然或無奈接受之外，別無更好的辦法。遲子建的作品中寫死亡其實是為了寫生存。
死亡對於生命並不是毫無意義的，它給生命以啟迪，使生命的價值得以更加澄澈。正是死亡與生命的這種對立的二元關係，激發人們去探索死亡。《青春如歌的正午》中的楊秀雖然死了，但仍活在陳生的心裏，他總是覺得自己拿不出三千塊錢的手術費對不起自己的女人，在正午的陽光下用青草為死亡的楊秀編包、各式家具，甚至最後給她編“手術用的家把什”，完全以生者的情感體驗死者。在《親親土豆》中，丈夫得了絕症，即將死去。麵對這一令人傷心欲絕的結果，丈夫冷靜地離開醫院並用治病的錢給妻子買了一件旗袍，平靜地收獲土豆;妻子也平靜地進行日常生活：洗衣、做飯、鋪床，死亡在這裏是親情自然的流露，是夫婦倆生死不渝而又樸實無華的感情的寫照。在妻子眼裏隻要有土豆花的香氣陪伴，丈夫就永遠生活在現實世界中。尤其是最後一段寫到當一個大土豆從墳堆上滾落下來停在妻子腳邊時，她一句嬌嗔：“還跟我腳呀?”完全視土豆是有生命的，更是超越了人世間的生與死的界限，體現了普通人對生命的熱愛。
至親即使離我們遠去，生活仍在在繼續,我們還得坦然的麵對這一切，繼續活下去。《黃雞白酒》中春婆婆的丈夫、公公、婆婆和女兒全在日本戰敗後放出的那批帶細菌的老鼠引起的鼠疫中喪生，而她活到九十歲，她會以自己的方式紀念丈夫，但也會把自己的每一天盡可能的過得舒服，因此她每天都會到小酒館去喝點酒吃點雞，過得有滋有味的。《白雪的墓地》中當母親在父親去世後雖然也痛不欲生，但在去看過父親的墓地後卻“看上去精神多了”並能溫和地詢問孩子們早飯想吃點什麼。活著的人因親人的死而獲得新生的感受，感受到生活的責任與義務。也正是對死亡的澄澈認識，才不為生死問題所束縛，活著的人生活得好好的未嚐不是對逝者最好的一種祭奠。
死並非生的對立麵，在這一點上，遲子建是與村上春樹對待死亡的觀念一樣。他們覺得人死了，他們的罪孽就消失了。如《樹下》的七鬥與死去的姨媽一家和解，甚至連生前強x她給她帶來莫大痛苦的姨夫都可以原諒了;《北國一片蒼茫》中燒死母親的父親都可獲得尊重。尤其是當人們麵臨天災時，所有深藏的愛怨情仇都顯得微不足道，《白雪烏鴉》講述的是一場鼠疫大災難下，社會民眾如何去與之作鬥爭的故事，死亡和生機也是穿插在其中的兩個主題。染上瘟疫的傅家甸麵對每天都有人死亡的災難，戰勝它的惟一希望就是對生的渴望。關於死亡，美國學者科利斯拉蒙特曾說：“死亡本身通常被認為是最大的災難，是人類的凶惡敵人。……死亡為包括我們自己的後代在內的無數的人開辟道路，使他們也得以經曆生活的歡樂，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死亡是尚未出生的未來一代的同盟者。”[3]熬過鼠疫，春水又湧流了，樹上又有了新綠，南方的鳥又回來了，生活又繼續。也正是基於這樣超脫、自然的生死觀，遲子建在處理《額爾古納河右岸》中所描述的這個鄂倫春部落曆經的每次死亡時，往往給予詩意的表述。受凍而死的“我”的姐姐列娜和“我”的第一任丈夫拉吉達，都在夢中走的安詳從容;老達西雖然死的慘烈，卻也有著複仇者成功的豪邁;妮浩薩滿經曆四次失去孩子的苦痛，但她的每一個孩子的失去，都換回了別人的新的生命，最終在祈雨成功之後倒地身亡。在死亡的時刻又往往意味著新生，死是生的前提，隻有在此關係中，即在不斷毀滅中，創造之力才會生機勃勃。從而，生成與消滅是相互關聯的因此，就曾有論者將遲子建在《額爾古納河右岸》描寫的死亡定義為“充滿活力的死亡”。
感悟生死，是人一種內在本性的流露;超越生死，是一種靈魂的覺悟。死亡無法征服這種偉大的靈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