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ginafitz.com--小說】
鄉土寄托著她的信仰和精神，儲存著她的親情與溫情，並給予了她對現代文明質疑與批判的勇氣。
作為一個重要的文學母題，“懷鄉”源於人類生存悠久的曆史和重複不已的經驗。自人類有鄉土意識，有對一個地域、一種人生環境的認同感之後，即開始了這種宿命的悲哀。20世紀的中國文學存在著對鄉村進行審美觀照的傳統，廢名、沈從文、汪曾祺等人的小說文本觸及到的鄉土是“一種非常純粹的鄉土，是在理想層次上與城市完全對峙的空間狀態，一種有著田園牧歌般寧靜的所在”。遲子建的小說在審美情趣上更接近這一支，她不斷地吟唱著“懷鄉之歌”，以文本來儲存質樸的生活、淳樸的感情和對童年的向往，因而，她筆下的鄉村被構建成一個詩性空間。
一
鄉村社會從物質的空間層麵上來說，是附著於廣大的自然懷抱的，這使得鄉村生活與大自然之間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鄉民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循著自然環境和自然的節奏生活。
鄉村社會的自然性最為重要的一點，是它對土地的依賴。土地是鄉村生活的命脈，在土地之卜有著鄉村生活中所需要的一切。因而，對生命起源、生命孕育的懷念和感激，使遲子建歌唱土地那頑強而又豐饒的生命力：“上地真是奇妙，隻要是點了種，到了秋天就能從它的懷裏收獲成果。別以為成果是千篇一律的，它們出土時姿態萬千，可見這土地是多麼奇妙，讓它生什麼它就生什麼。圓鼓鼓的白土豆出來了，它的皮嫩得一搓即破。水靈靈的蘿卜電出來了，它們有圓有長，圓的是紅蘿卜，長的是青蘿卜。宛如荷花骨朵一般的蒜出土時白白瑩瑩，而胡蘿卜被刨出時個個顏色金紅。”(《日落碗窯》)廣袤的原野變成了一個待產的母親，她在慷慨付出的時候，充滿了生命的歡欣。這樣的土地，讓人熱愛、感激，這種熱愛和感激甚至持續到天堂：“如果你在銀河遙望七月的禮鎮，會看到一片盛開著的花園。那花朵呈穗狀，金鍾般垂吊著，在星月下泛出迷幻的銀灰色。當你斂聲屏氣傾聽風兒吹拂它的溫存之聲時，你的靈魂卻首先聞到了來自大地的一股經久不衰的芳菲之氣，一縷凡俗的土豆花的香氣。你不由在燦爛的天庭中落淚了，淚珠敲打著金鍾般的花朵，發出錯落有致的回響，你為自己的前世曾悉心培育過這種花朵而感到欣慰。”(《親親土豆》)
人通過實踐與自然發生關係，但人對自然有著先天的依賴性，自然也反過來對人構成製約的關係。自然不僅是人們繁衍生息的天然之所，而且是孕育人們的性格，形成地域文化的有效參與者。遲子建出生在中同最北端的北極村，那裏依山傍水，風景優美，因為人跡罕至，它完整地保留了大自然的美麗。再加上那裏是少數民族雜居之地，俄羅斯和北極村隻隔幾步之遠，因而少數民旅和俄羅斯文化中的浪漫熱烈、靈性神秘，自然而然地進入了遲子建的精神世界。所以，她在描繪景物的時候，充滿了驚喜和讚歎，洋溢著浪漫的激情。她擅}乏用物化和擬人的筆法來寫景物，使得景物像物或人一樣有神態有動作有心情，甚至“比人物更有感情和光彩””。如果我們將大自然這個概念從內涵到外延都進行延伸，它應該包括一個地域的風物習俗，因為這些“人化”的自然，已與自然風光融為一體，難以分割。汪曾祺曾說：“風俗是一個民族集體創作的抒情詩。風俗中保留著一個民族的常綠的童心……記風俗多少有點懷舊，但那是故圍神遊，帶抒情性，並不流於傷感。風俗麗給予人的是慰藉，不是悲苦。”這段話用在遲子建的小說上，再恰當不過。
故鄉對遲子建來說，不僅意味著清新的空氣、美麗的風景，更重要的是，那是精神的家同，靈魂的歸宿。正如唐小兵所說：“關於現代生存意義的敘事，似乎無一例外地都在再講一個再別故鄉，重新發現生存方式的故事，也就是尋找內在家園的故事。”因而，“人與自然”構成了遲子建敘述的一個深層結構，在她的早期作品中，對自然的追憶描述更多地染上丫孩童的天真和質樸，這時的自然是充滿靈性的風景;當她遠離鄉村和自然，步入城市生活時，她發現現代化並沒有給人帶來快樂和幸福，相反，卻是寂寞、空虛和失落。因而，在她後來的創作中，強調風物習俗的描寫，有一些作品甚至是以風物習俗或神話傳說為敘述的框架或者重心，如《秧歌》《香坊》《逝川》《清水洗塵》等。她更多地關注自然的寧靜與和諧，試圖借此召喚一種質樸的生活方式。
有位評論家曾經說過：“我是把作家的一切描寫都看作他的自我描寫的，因為他總是根據自己的體驗來虛構他的世界。”可見，遲子建的懷鄉之作是一種特殊的補償，借故鄉的山水風情宣泄自己的情感;同時，她的小說又在深層上表達了一種存在意義的焦慮，因為無根的城市生活使她茫然無從，而家鄉的自然風物以及習俗已深深地紮根在她的肢體裏、血液中，她刻意描寫東北邊陲的自然景致和鄉鎮的風土人情，是為了回歸抱樸守真的自然世界，回歸人類與自然一體的童年時代。
二
鄉村社會圍繞土地而生息，這使得它具有空間的穩定性，而從鄉村社會的內在組織看，同樣具有這種穩定性，它是以家庭為單位而逐漸擴大到家族、村落，甚至擴大到更為廣闊的社會中去，而連接這一切的是血緣――親情的紐帶。正是這樣的社會形態，決定了鄉村中的人更為看重親情。而在都市社會中，人際關係趨向於利益和金錢。遲子建是在鄉村的血緣――親情環境中成長起來的，當她來到都市的環境生活時，她看到的是“狹窄而流俗的街道、人與人之間的爭吵、背信棄義乃至棚互唾棄”城市給予她的是異己感與孤獨感，這使她不斷地返回她的精神家園去尋覓親情，她表示，“列辛酸生活中的溫情表達是永遠不會放棄的”。
《親親土豆》中的秦山勤勞能幹，他熱愛土地，喜歡侍弄土豆，他有溫柔賢惠的妻子以及和美的家。不幸的是秦山得了癌症。他在得知自己的病情後，從醫院偷跑出來回家收獲土豆，並為妻子買了漂亮的旗袍。生命垂危的時候，秦山癡迷地看著妻子，妻子則在守靈的時候一直穿著丈夫買的旗袍。這利一心心相印的愛情，使得秦山有了一個不同尋常的葬禮：那倒在墳上的土豆，“使整庵墳洋溢著一股溫馨的豐收氣息”，李愛傑相信，在銀河的秦山會因此找到自己家的土豆地，聞到土豆地的仡香。這個樸索天然的愛情故事給了我們暖意和柔情：生活中有貧窮和辛酸，但也有關心和愛情，愛人可能會死亡，愛情卻是可以超越生死的。
在《逝川》中，捕捉“淚魚”的過程則展示了鄉民們美麗的心靈。在阿甲村有一種傳說，淚魚下來的時候，如果哪戶沒有捕到它，那麼這家的主人就會遭災。因而捕撈淚魚已經成了漁民們的一種宗教儀式。老婦人吉喜已準備好打淚魚的工具，可是為了給胡會(胡會年輕時與吉喜相愛，可後來卻娶了另一個女人，吉喜傷心欲絕)的孫媳婦接生，錯過了打淚魚的時間。在吉喜的
幫助下，產婦順利地生下了一對龍鳳胎，那個負心人有了重孫子，吉喜卻耽誤了捕淚魚。可是，當她滿懷淒楚和失望，準備離開江邊時，卻驚訝地發現木盆的清水裏竟遊著十幾條美麗的藍色淚魚，是那些善良的漁夫、漁婦幫了她的忙。吉喜不汁前嫌、熱心助人得到了美好的回報。淚魚因得到人們的安慰而淚止，吉喜因人們的關愛和善良而落淚，人和魚，接生與放生，如此美麗，彼此相映成輝。
在《花瓣飯》中，遲子建仍舊講述了一個發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溫馨故事。三個孩子做好了晚飯，焦急地等待著受批鬥而遲遲未歸的父母――被誣陷為對抗教育革命的父親和被戴上蘇修女特務帽子的母親。父母回來了，母親的懷裏還抱著一大束盛開著的野花，當母親經過飯桌前時，五彩繽紛的花瓣落進了粥盆裏，於是，粥變成了美豔、充滿香氣的“花瓣飯”。在沉沉的黑夜中，這盆將全家人聚在一起的“花瓣飯”閃爍著燦爛的光輝，因為它是人情、人性的光輝。在政治風暴的襲擊下，在無從為自己分辯、無法證明自己無辜的時候，親情是受難者最重要的支撐力量。
在《零作坊》《芳草在沼澤中》《酒鬼的魚鷹》《門鏡外的樓道》等小說中，遲子建描寫的地域由鄉利到城鎮、城市，但記錄的大都是生活中瑣碎的事情和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人們，雖說其間不乏愚昧、欺侮，以及無奈、痛苦、屈辱，但其中熠熠生光的是淳樸至善的美好情懷。評論界對遲子建的溫情表達臧否不一，但遲子建仍然堅持求諸人類良心的自我發現與道德的自我完善，發現人性的光輝，因為遲子建“相信世界上沒有徹頭徹尾的‘惡人’，他總有善良的一麵會在不經意當中被挖掘出來”。遲子建的小說使我們看到了人性的高貴之處，她的溫情使我們堅信：善終將戰勝惡。
學者趙園曾指出：“中國知識分子關於土地、鄉土的情感經驗，最近於童年經驗。童年記憶的鄉土，最是一片毫無異已感、威脅感的令人心神寧適的土地，也是人類不懈地尋找的那片土地。”也許正因為如此，遲予建的小說或多或少都有著處女作《北極村童話》的影子。盡管她後來的作品意蘊要複雜深厚得多，主題也是變化多端的，但撥開文本的表層敘述，“童話”中所昭示的至真至純的境界依然是遲子建迷戀不已的東西，而對文明世界的懷疑和對約定俗成生活的質疑與反叛，便成了她一貫的追求和對世界的獨特認識。
在長篇小說《晨鍾響徹黃昏》中，她借宋加文之口對文明進行了批判和反思：“文明的發展是一個攜帶著汙泥濁水滾滾前行的進程，它每前進一步，就要摒棄一些不合時宜的殘渣，超乎尋常的異端行為，因而文明的發展不是與愚昧的對抗，而是與生活中存在的非常規模式的對抗。在這種對抗中，原始的生活氣息幾乎被剝蝕殆盡，一個冷麵孔的高居在我們頭頂的文明漠然笑望著滾滾紅塵。”。她注意到“我們的一切仿佛都已經被預定了，到處都是秩序和法則，你無法使自身真正擺脫羈絆而天馬行空”。這些秩序與法則有多少是合理的?遲子建對此提出了質疑和反叛。
她認為，“道德基本是以偽君子的麵目出現的，它無視人內心最為自由而人道的情感”，“以道德來壓抑幸福和情感，這世界還有什麼值得令人動情的事物而讓人賴以生存呢?”《逆行精靈》中的鵝頸女人，一次次開始她的浪漫旅途，以各色男人對她的崇拜和求歡為自豪，但她並不是風騷、勢利的女人，她不想得到男人們世俗性的回報，更不想利用和攫取什麼。她在和男人們浪漫之後，時時對丈夫生出幾分愧疚，但又寬慰自己，“覺得她沒有什麼錯，是她的身體出錯了，身體那是老天爺給的呀，說收回就收回的東西，她如何管得了呢”。遲子建塑造出這樣一個半是蕩婦，半是天使的形象，意在說明：與人的天性和內在需求相比，道德與婚姻並非是天經地義、不可動搖的。
在《瘋人院的小磨盤》中，遲子建的這種質疑和反叛表現得更為充分。小磨盤是一個12歲的男孩，一直和瘋人院的瘋子們生活在一起。他充分調動自己的肢體、感官與心靈，盡情地感受著被轟轟烈烈的文明進程拋在腦後的世界：他所鍾愛的藍鉛筆是有呼吸的，街上的楊樹葉子是會唱歌的，瘋子的世界裏有溫情――張嘮叨陪他玩過家家，李竹板告訴他陽光就是白樺樹，落到哪就在哪裏生根……他信任這些在正常人看來不正常的人，而那些瘋子也把信任和關愛給了他。可當他走出瘋人院時，他卻遇到了冷酷、虛偽和狡詐：燒餅鋪的劉滿江逗小磨盤喊他爸，旅社的“野雞”許美美讓小磨盤喊她媽;老師莫迪邀請小磨盤去了他家，是想讓小磨盤中午陪自己的父親說話解悶，他自己好安安穩穩地睡覺。這些事情使小磨盤感到“這些不是瘋子的人怎麼那麼無恥”。
在正常人的眼裏，精神病人是不正常的，可他們從未傷害過小磨盤;而那些自以為正常得不能再正常的人們卻屢屢傷害著小磨盤。可以想象，日後的小磨盤要想融入這個社會該是多麼的艱難!因為虛偽和狡詐在這個社會中已大猖其道。遲子建引導我們思考：我們的社會出了什麼問題?所謂正常的社會是不是意味著要把小磨盤身上的自由、浪漫的枝丫全部削砍殆盡?衡量正常與非正常的標準是什麼?我們應該反思自以為正常的自己：當我們用常人的眼光打量瘋子時，是否有偏頗?“他們在打量我們時，是否認為我們是有病的，而他們卻是正常的?”。這種對社會以及傳統偏見的深刻批判，既顯示了遲子建探究社會、追求真理的精神，也顯示了她對詩意的審美化人生的執著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