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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恨歌》，王安憶所著長篇小說，該小說獲得第一屆世界華文文學獎和第五屆茅盾文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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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長恨歌》[小說]
一個女人四十年的情與愛，被一枝細膩而絢爛的筆寫得哀婉動人，跌宕起伏。四十年代，還是中學生的王琦瑤被選為“上海小姐”，從此開始命運多舛的一生。做了李主任的“金絲雀”從少女變成了真正的女人。上海解放，李主任遇難，王琦瑤成了普通百姓。表麵的日子平淡似水，內心的情感潮水卻從未平息。與幾個男人的複雜關係，想來都是命裏注定。八十年代，已是知天命之年的王琦瑤難逃劫數，女兒同學的男朋友為了金錢，把王琦瑤殺死，使其命喪黃泉。
作品評論/《長恨歌》[小說]
王安憶長篇小說《長恨歌》的題名顯然襲自白居易與陳鴻撰《長恨歌傳》。未諳王著《長恨歌》者，有可能誤會它是“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的李楊愛情故事現代詮釋版。事實上，王著《長恨歌》敘述了一個現代中國大都市中女性個體生命——海上淑媛王琦瑤的生存和死亡傳奇，傳達了作者對現世個體生命意義的感覺。我無法斷言，王著能否像白樂天之長恨歌“曆千歲之久至於今日，仍熟誦於赤縣神州及雞林海外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陳寅恪語)。我隻知道，王著《長恨歌》的出版，說是“洛陽紙貴”未免誇張，說是“好評如潮”大概不虛，無論如何，得了以弘揚主旋律為宗旨的茅盾文學獎總是事實。
《長恨歌》稱得上是女性主義(有別於女權主義)小說的範本。上海的弄堂世界在作者的筆下成了女性世界，幾乎所有的男性都被放逐了。王琦瑤的父親是男人，被作者放逐到虛無之中，連露麵的機會都沒有，更談不上對女兒的人生提供看法了。蔣麗莉的父親是男人，被作者放逐到內地辦廠，騰出空間讓王琦瑤在蔣家作張作致。與王琦瑤同住一條弄堂的熟客——嚴師母，她家先生是男人，“一爿燈泡廠的廠主，公私合營後做副廠長”，被作者放逐到上下班的自備車裏，鄰人多年來連他的麵目都沒看真切過。上海的多數男人固然和女人一樣離不開弄堂世界，但他們更離不開弄堂外麵的世界，他們必須在後一個世界裏為自己、也為妻子兒女的衣食奔波，說不定還會對時局發表一點看法，因此，男人命中注定是屬於曆史時間的，不得不被逐出作者筆下的弄堂世界。剩下為數不多的有資格在王琦瑤裙邊廝磨時光的男人，如程先生、康明遜、薩沙、老克臘、長腳、她女兒薇薇的男朋友，全都女性化了。隻有李主任是個例外，他是偶然到這個女性弄堂世界來客串的票友，因為舍不得離棄弄堂外麵的權勢世界，一場空難成了他最好的結局。小說作者借王琦瑤外婆的嘴說出做女人的種種好處：“外婆喜歡女人的美，那是什麼樣的花都比不上，有時看著鏡子裏的自己，心裏不由想：她投胎真是投得好，投得個女人身。外婆還喜歡女人的幽靜，不必像男人，鬧轟轟地闖世界，闖得個刀槍相向，你死我活。男人肩上的擔子太沉，又是家又是業，弄得不好，便是家敗業敗，真是鋼絲繩上走路，又艱又險。女人是無事一身輕，隨著有福同享、有難同當便成了。外婆又喜歡女人的生兒育女，那苦和痛都是一時，身上掉下的血肉，卻是心連心的親，做男人的哪裏會懂得?”
女人的自然人生與男人的曆史時間的唯一聯結是婚姻，這是具有法律軀殼的男女關係，這軀殼本身是屬於曆史時間的。嚴家師母說：“你曉得我最擁護共產黨是哪一條?”“那就是共產黨不讓討小老婆。”共產黨是屬於曆史時間的 ，“不許討小老婆”也是屬於曆史時間的。婚姻是恩和義，“恩和義就是受苦受罪，情和愛才是快活;恩和義是共患難的，情和愛是同享福的。”恩和義是屬於曆史的，情和愛是屬於自然的。於是王琦瑤和康明遜的關係，隻剩下了近於肉欲的情和愛。“夫妻名分說到底是為了別人，他們卻都是為自己。他們愛的是自己，怨的是自己，別人是插不進嘴去的。是真正的兩個人的世界，小雖小了些，孤單是孤單了些，可卻是自由。愛是自由，怨是自由，別人主宰不了。這也是大有大的好處，小有小的好處。大固然周轉得開，但難免摻進旁務和雜念，會產生假象，不如小來得純和真。”程先生在王琦瑤有媽無爹的女兒出生前後付出的恩和義，因為沒有婚姻做麵子，也沒有愛情做芯子，未免有些不尷不尬，以至終於恩斷義絕。但程先生究竟是這女人世界的一員，這恩斷有點像抽刀斷水，這義絕也有點像不絕如縷。
作品對比/《長恨歌》[小說]
1995年，上海女作家王安憶的長篇小說《長恨歌》，榮獲“第五屆茅盾文學獎”，受到廣泛讚譽：“一部堪稱近年來罕見的作品：一個女人四十年的情與愛，被一枝細膩而絢爛的筆寫得哀婉動人，跌宕起伏。” 《長恨歌》問世10年，先是被改編成話劇，這個話劇還先後改版三次;稍後，再改編成為電影;最後，再不屈不撓地改編成35集電視劇。
電影《長恨歌》是關錦鵬導演所拍攝的，關錦鵬是華語影壇極具女性氣質的導演之一，也是最為關注女性命運的導演之一。《長恨歌》在關錦鵬的鏡頭下則顯得異常的唯美。在對生活細節的描繪中，以光影的形式表達了對社會人的本性欲望和情感選擇的思考。但關錦鵬的鏡頭下的《長恨歌》非王安憶的筆下的《長恨歌》，關錦鵬幾乎把《長恨歌》打成了一盤散沙，再在這片廢墟上重建關氏風格的《長恨歌》。
小說是這樣開頭的：“站一個製高點看上海，上海的弄堂是壯觀的景象。它是這城市背景一樣的東西。”用大量的篇幅介紹了上海的弄堂的各種情趣。而在電影版裏的《長恨歌》不見了上海弄堂，隻見局促的室內，貼麵舞般人頭攢動，一頭紮進人堆裏就再也爬不出來。
王安憶那細致的，帶有女性特點的觀察被關錦鵬的男性氣質所淹沒。《長恨歌》中故事開始之前大段大段的描寫，弄堂，流言，閨閣，鴿子，沒有耐心的人恐怕是會跳過去的。可其實呢，這也是王安憶才氣的流露，小說前麵對弄堂、流言、閨閣、及鴿子的描寫隻有女性才有那麼細致的心。
王安憶對《長恨歌》中精致描寫的還有服裝。也表現出了女性特有的心思。王琦瑤學生時代的旗袍不考究麵料，比較鬆垮，色係都很清淡，符合弄堂裏女學生的身份，旗袍的長度大都比較短，突出了少女的青春與清純。做了李主任的金絲雀後，王琦瑤的旗袍開始考究質地了，明顯和學生時代的不同，長度變長，剪裁更合身，顏色變濃，彰顯的是女人的嫵媚。後來還教女兒的朋友張永紅怎麼進行服飾搭配、選擇布料等。而電影中有關服飾的鏡頭可謂少之有少。女性對生活中瑣事不厭其煩的敘述，在關錦鵬的策劃下也消失的無影無蹤。
蔣麗莉不管在小說還是電影中都是比較重要的人物，但她去有著不同的命運，在王安憶的原著中，蔣麗莉是談不上美的，她戴著厚厚的瓶底眼鏡，胖胖的臉，性格內向甚至有些古怪，她的出現是為了王琦瑤，使得王顯得更加優秀。這也是很多的作者都喜歡應用的烘雲托月的手法。最後因病死於上海。但也許是關錦鵬一向喜歡唯美的風格，為了讓片中的角色都給人一種舒服的感覺，他對蔣麗莉這個人物作了較大改動。改動後的蔣麗莉外形也很清秀，在教會學校上學，家教好，很有修養，言談舉止是典型的大家閨秀的做派卻讓蔣麗莉在台北與人間永別。可以說，是關錦鵬對蔣麗莉一角的大手術，讓角色鮮活可愛了起來。
程仕路是最早邂逅王琦瑤的人，一生以朋友的身份深愛著、照顧著王琦瑤。梁家輝在片中充滿著一種寂寥.無奈、冷靜的氣質，把自己隱忍、欲罷不能的感情表現得淋漓盡致。影片結尾時，他對著王琦瑤的屍體老淚縱橫的一幕，是影片最為動人的瞬間，其中閃耀著關錦鵬影像的光芒。小說沒有寫程仕路看到王琦瑤的屍體的情形，王安憶沒有寫可能是想給讀者留想象的空間，起到一種無聲勝有聲的效果吧。我們也是可能說，這與女性有著在豐富的想象力是分不開的。
在電影中，較強地突出了時代的特征，其中也有很多的政治內容。電影中李主任離開上海時的緊張局勢，及其鬥爭。還有在知青上山下鄉時期，程先生也是到了鄉間參加體力勞動。在廣播之中不時的出現具有時代特征的新聞：“毛主席教導我們說……。”“世界是我們的世界……。”小說與電影相比，政治性是很弱的，李主任離開上海隻是輕描淡寫的帶過原因，小說關注的隻是王琦瑤的感情波折。而電影，是兼顧了時代與社會大背景的。這也許是與女性對社會政治不太感興趣的原因的吧。在政治上，可以說女性是相對要遲鈍的，這主要與大多數的女性性格軟弱有關，但也不排除有少數的女強人。
總得說來，當王安憶的《長恨歌》被濃縮成關錦鵬的“短歌行”，原著中大段大段的環境描寫被代之以富有時代氣息的歌曲來提示歲月的變遷，從舊上海的靡靡之音到革命歌曲，缺少足夠的戲劇衝突。電影《長恨歌》不能令人滿意地方也在於敘事表達手法和人物入戲出戲上顯得非常突兀，跳躍性很強，程仕路在公寓見麵時還需要相互引見，李忠德出事後，程仕路成了唯一到秘密住所探望的人，期間因由沒有任何的鋪墊;康明遜與王琦瑤在醫院第一次見麵的鏡頭過後，進入觀眾眼瞼的已是兩人熱烈的親吻……。我之所以能看懂電影，主要是因為，我看了小說，我相信沒有看過小說人的，第一次看《長恨歌》電影，肯定是有些找不著北的。小說中王琦瑤機警的對白，謹慎的動作，或許是堅強果敢、敢愛敢恨的她給了我很深的印象。而正是對小說中王琦瑤的喜歡，才導致我對電影中的王琦瑤的失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