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ginafitz.com--小說】
小說《長恨歌》敘述了一個現代中國大都市中女性個體生命——海上淑媛王琦瑤的生存和死亡傳奇，傳達了作者對現世個體生命意義的感覺。王安憶對《長恨歌》中精致描寫的還有服裝，也表現出了女性特有的心思。
一、王安憶與《長恨歌》
王安憶，當代女作家，祖籍福建同安，1954年生於南京。1955年隨母茹誌鵑遷居上海。1975年冬開始發表作品，1980年發表成名作《雨，沙沙沙》。著有小說集《雨，沙沙沙》《王安憶中短篇小說集》《尾聲》《流逝》《小鮑莊》，長篇小說《69屆初中生》《黃河故道人》《流水三十章》《父係和母係的神話》《長恨歌》，散文集《蒲公英》《母女漫遊美利堅》(與茹誌鵑合集)，兒童文學作品集《黑黑白白》，論著《心靈世界——王安憶小說講稿》以及《乘火車去旅行》《王安憶自選集》等。其中《本次列車終點》獲1982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流逝》和《小鮑莊》分獲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
1995年，王安憶的《長恨歌》在《鍾山》上連載，年底出版了單行本，很快引起評論界的注意，評論者認為王安憶的寫作直承由張愛玲所開啟的“海派”文學傳統;2000年《長恨歌》獲第五屆“茅盾文學獎”，繼而在一項以“三城記”(上海、香港與台北)來命名的出版計劃中，王安憶又成為“上海”的代言人，這本寫了一個好看的“上海故事”的《長恨歌》，再次受到媒體與學界的垂青。人們不僅“在小說中閱讀城市”，更是在關於“上海”這座城市的想像和爭論中來閱讀這部小說。
王安憶是一位著述頗豐的當代女作家，其創作亦表現出多變的風格。80年代的《小鮑莊》引領著“尋根”文學的潮流，此後頗受爭議的“三戀”係列(《小城之戀》《荒山之戀》《錦繡穀之戀》)，是屬於這一時期的“熱點”作品。幾經轉型，90年代的王安憶開始了她的“上海故事”係列，這在《長恨歌》之前的實驗性小說《紀實與虛構》中已初露端倪，此後又有《妹頭》《富萍》《上種紅菱下種藕》相繼問世，關於“上海”的敘述，王安憶竟是一發不可收拾。
《長恨歌》這部小說以委婉從容細致的筆調，虛構了一個美麗、善良而又柔弱的女性不幸的一生和悲劇的命運。我們可以從她虛榮而又務實、精致而又淒涼的生活中窺見很多人類共通的無奈，人活著就是一種艱辛，無處可逃，別無選擇。同時，在更深層麵上，小說可以說是通過一個女人的故事來表達一個城市的傳奇與命運，並寄寓了自己對這種滄桑嬗變的哀傷。在娓娓敘述的筆調中，我們可以深刻感受到其中包含著作者的思考，是一種對於所謂上海“弄堂文化”的思考與開掘。這種上海所特有的“弄堂文化”，是由曆史和傳統所造就的，同時也是每一個上海的平民所參與形成的。作者在思考“弄堂文化”與“城市命運”的同時，對於那些遠離時代主潮，不能把握自己命運的女性們也寄予了深深的同情。所以，在整部小說裏，是有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人間情懷洋溢在字裏行間的，正是這種情緒，浸潤出作品強大的藝術感染力，讓每一個讀過它的人都回味深長。
馬來西亞的《星洲日報》曾將“第一屆世界華文文學獎”授予王安憶，致詞給予《長恨歌》較高的評價：“王安憶的《長恨歌》，描寫的不隻是一座城市，而是將這座城市寫成一個在曆史研究或個人經驗上很難感受到的一種視野。這樣的大手筆，在目前的世界小說界是非常罕見的，它可以說是一部史詩。”
二、故事與主角
1.一個好故事
《長恨歌》這部小說講述了一個千回百轉蕩氣回腸的故事，讓每個一口氣讀完它的人都好像跌進了一個讓人迷醉的漩渦，無法馬上走出來。擁有一個好故事，是這部小說成功的前提之一。
小說分三部，每部章節若幹。第一部第一章有5個小節，分別是“弄堂”“流言”“閨閣”“鴿子”“王琦瑤”，這時，我們還完全看不到故事的影子，因為它全部都是描寫性的語言，完全與敘事無關。可以說第一章是對於“上海弄堂”的一個鳥瞰，沒有人物出場，隻是在不厭其煩地勾畫弄堂、流言、閨閣、鴿子……這些日常圖景，即使在“王琦瑤”這一節裏，作者也回避了具體人物的出場，而是把“王琦瑤”作為一個“群像”來描畫——因為“王琦瑤是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兒”。作者不吝筆墨用很大篇幅來為故事做一個細密而周到的鋪墊，營造主人公出場的氛圍。幾段文字下來，讀者會不知不覺地進入了上海灘的典型情境，情緒也深浸其中。
至第一部第二章，小說才開啟了對故事的講述。在一片波濤洶湧的弄堂景觀中，王琦瑤的故事緩緩展開：這位上海弄堂的普通女兒，靠著美貌與內秀，在1946年“上海小姐”的競選中脫穎而出，成為受人矚目的“三小姐”。骨子裏的不安分，讓她拒絕了對她一往情深的程先生而跟了一個有權勢的國民政府官僚，做了愛麗絲公寓裏的金絲雀。1949年，上海解放，大員遇難，王琦瑤經曆短暫的外鄉避難後重回上海，在一條名為“平安裏”的弄堂裏隱藏身份，過著她的平凡日子。在對日常生活的精致而瑣碎的維係中，王琦瑤與幾個懷著與她同樣心情的人一起，平靜地度過了中國曆史上翻天覆地的社會改造和“文化大革命”的時代，中間經曆了與幾個男子不成功的戀愛，並有了一個私生女兒。“文革”結束後，已近中年的王琦瑤，成為女兒薇薇的時代裏人們追慕和懷想舊時上海的依憑，舊時光好像要回來了，但她卻成了旁觀者。王琦瑤試圖用大員留給她的金條換得懷舊的“老克臘”的陪伴，但這盒金條使她死於女兒同學的男友(一個名叫“長腳”的流氓)以搶劫為動機的凶殺。故事就此結束。
2.王琦瑤
王琦瑤是故事的主角，雖然她的性格不是特別突出，甚至是“性格扁平”，但是讀懂這個人物對於理解整部小說是很有幫助的。王琦瑤內在和外在有兩個顯著的特征，那就是堅強與美麗。
王琦瑤的美“是有些家常的”，她身上體現的是一種“過日子的情調”，“不是戲劇化的，而是生活化的”，穿著家常碎花布旗袍的王琦瑤最貼心可人。王琦瑤的美是對上海城市性特征最貼切的闡釋，縱有萬種風情、流光異彩，但是卻不是高不可攀的貴族式的，相反完全是平民化的，甚至有點俗，卻是可心的，反而很真實。正是這種形象，使得王琦瑤在上海小姐的選美比賽中脫穎而出，成為最“符合民意”的“三小姐”，給她的美麗帶來了一次最輝煌的評價。然而美麗帶給她的並不全是寵愛和眷顧，同時還有殘酷與悲哀。當時代風雲變幻，隨著時代變遷的還有她失落的心境和老去的容顏，王琦瑤溫婉優雅、氣質出眾地生活在藏汙納垢的平安裏，平靜地等待著心中所懷戀的昔日重來。然而當曆史進入七八十年代，那久違的熟悉生活似乎又回來了的時候，雖說“美人遲暮”，歲月的流逝還是在她美麗的臉龐刻上了時光的腳步，在這場似曾相識的盛宴麵前，她成了旁觀者。美麗變成了她永遠的夢。
讀《長恨歌》我們能強烈地感受到，王琦瑤外表柔弱卻內心堅強。在她的一生中經過幾次沒有結局的悲劇愛情，但是她在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大開大闔中依然頑強地走出一條生路，好像再大的困難到她那裏都擋不住她優雅地日複一日的生計，即使時代更迭變遷的天搖地撼在她那裏也隻不過是在鄔橋轉了一個彎，最終還是回歸平靜。時過境遷，王琦瑤依然做著精細的家常菜，過著用繁華舊夢的殘片裝點寂寞的優雅自足的生活。她的紅塵瑣事，她的喜怒哀樂，她的疲憊焦灼，都在一種“兵來將擋，水來土掩”的大勇氣下慢慢消散，所以她能夠在劫難臨頭的時候安之若素，處之泰然。“在經曆過曆史的風橫雨狂之後——她終於倒地死去了，在舊上海的屍骸上又生長出一個嶄新的上海”。王琦瑤又何嚐不是這樣，所謂“百折不撓”。
三、關鍵詞解讀
關於小說的主題內容，有很多值得細究的地方。我們選取以下幾組關鍵詞為特定的視角進行解讀，來分析這部小說的豐富內涵。正如這部小說本身的謀篇布局也是采用了跟小說內容最密切相關的詞語來作為線索一樣，這種方式簡潔明了，又含義深遠，便於讀者抓住關鍵的主題信息。
1.日常與曆史
生活經驗對一個作家而言很重要。小說裏的日常生活，不是直接的描摹或者複製，而是展現一種日常狀態。在《長恨歌》中，實際上是蘊含著王安憶個人對於“日常”與“曆史”的看法，她通過“日常”來表現“曆史”，表達出她的“日常曆史觀”。王安憶曾說：“我對曆史也有我的看法的，我認為曆史不是由事件組成的，我們現在總是特別強調事件，大的事件。我覺得事件總是從日常生活開始的，等它成為事件實際上已經從日常生活增值了。曆史的變化都是日常生活裏麵的變化。”也就是說，“曆史”在《長恨歌》這部長篇小說裏，並不是由時間構成的，而是被瑣細平淡的日常人生所搭建的，這種日常的平凡瑣細構成了曆史的底子。
我們可以看到《長恨歌》中王安憶所書寫的她對曆史的理解。比如課文所節選的這一段王琦瑤在平安裏的生活，1957年以後，平安裏每日“圍爐夜話”，做著各種各樣的吃食，聊著各種各樣的閑話……這些細節的密集堆積讓人們感到了殷實和富足。“這些親眼目睹了上海這個東方不夜城在曆史轉折中盛衰浮沉的城市遺民，隻能如鼴鼠一般在自己安身立命的巢中間想當年的繁華似錦，憑借著這一方‘世外樂土’，在曆史進程的驚濤駭浪中汲取溫暖和慰藉。”這是一個城市的底部，種種形而上的思想意味和曆史沉浮的感慨無法插入這些世俗的細節。這樣，人們終於發現，那些世俗的細節同樣如同流水一樣從手指縫中間消失。曆史也就這樣隨之形成。也許就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有人認為《長恨歌》是一部史詩。
《長恨歌》“這個故事吸引我寫下去的，是王琦瑤從選美的舞台上走下來，走到平安裏的一間屋裏，屋裏的客人，從資產階級漸漸換成外幣黃牛、長腳等人，這就是我所認識的曆史”。(王安憶、王雪瑛《〈長恨歌〉，不是懷舊》)王琦瑤是一個被“日子”所裹挾的人。她的日常生活與心思舉止都符合王安憶所塑造的那種“東方平民生存價值觀”，生活就是如絲如縷，是物質的，是瑣碎的，是與“天下大事”毫無關係的。王琦瑤就是這樣，她默默經曆著跌宕起伏的傳奇一生，但她從來不曾探詢過任何所謂“人生的意義”，她隻是在認認真真地過日子，盡心盡意地做著分內的事。“浮光掠影的那些東西都是泡沫，就是因為底下這麼一種紮紮實實的、非常瑣細日常的人生，才可能使他們的生活蒸騰出這樣的奇光異色”。
王安憶以封閉的曆史時空和高超的敘述技巧完成了獨特的曆史觀的審美表達，深刻體現了對細密柔韌、獨立堅韌的市民精神的禮讚和對樸素人性與城市曆史精神價值的悲劇性體驗。
下麵兩則資料可以幫助我們更準確地理解《長恨歌》這部小說中所蘊涵的“日常”與“曆史”。
有人說我的小說“回避”了許多現實社會中的重大曆史事件。我覺得我不是在回避。我個人認為，曆史的麵目不是由若幹重大事件構成的，曆史是日複一日、點點滴滴的生活的演變。譬如上海街頭婦女著裝從各色旗袍變成一式列寧裝，我關注的是這樣一種曆史。因為我是個寫小說的，不是曆史學家也不是社會學家，我不想在小說裏描繪重大曆史事件。小說這種藝術形式就應該表現日常生活……我覺得無論多麼大的問題，到小說中都應該是真實、具體的日常生活……
(王安憶，節選自《我眼中的曆史是日常的——與王安憶談〈長恨歌〉》)
對於20世紀的文學來說，兩種長篇小說的傳統均是已然的存在。然而，相當的時間內，中國的長篇小說無不自覺地皈依第一種傳統——皈依於曆史敘述。從《青春之歌》《林海雪原》《保衛延安》《紅岩》到《烈火金剛》《紅旗譜》《暴風驟雨》《創業史》，長篇小說自覺地承擔了曆史敘述的義務。這意味了主流曆史與長篇小說之間的可靠聯盟。無論是時代背景、史料的考辯和剪裁還是人物的臧否、事件的分析，曆史敘述與長篇小說彼此呼應，相互證明。兩者都不憚於以主導意識形態傳聲筒的麵目出現。80年代之後，情況發生了變化——長篇小說與曆史敘述之間出現了微妙的分離，某些時候，人們不是通過戰爭和革命描述曆史，而是借助服裝式樣和椰子雞的烹調方式感歎世事。這樣，一些長篇小說遊離出曆史敘述的傳統框架，另一些長篇小說甚至遊離出曆史敘述的傳統視野。這可能暗示了某種不同尋常的曆史理解。或許，王安憶的《長恨歌》即是一個例證，除了王安憶個人的興趣轉移，人們還有理由從一個更大的範圍予以考察：當今的文化語境之中，昔日的帝王和英雄隱沒了，宏大的敘述正在分解，種種閑言碎語登堂入室，女性和城市走向現實的前台——這一切難道不是在召喚一個深刻的解釋嗎?
(選自南帆《城市的肖像——讀王安憶〈長恨歌〉》，《小說評論》1998年第1期)
2.時尚與懷舊
上海懷舊在20世紀90年代成為一種文化時尚，從繪畫、電影、文學，到日常消費領域，關於三四十年代的“老上海”的各種表述層出不窮。外灘建築、咖啡館、月份牌……“老上海”的物質代碼，成為新一代的消費時尚，人們依托著一種對於“過去”的發掘，來填補當下的文化缺失，並表達著對於“未來”的想像。在這個意義上，《長恨歌》似乎應景地為人們提供了懷舊的資料。然而王安憶的“懷舊”，其實與文化市場上的時尚大相徑庭，她將目光掠過洋場，從“外灘”轉向“裏弄”，不是想像上海光彩奪目的樣子，而是描摹“芯子”裏樸素安穩的日常人生。王琦瑤的故事，隻在小說的第一部裏有著繁華旖旎的色調，小說也隻有這一部分描寫了40年代的上海，能為時尚的“懷舊”提供素材。但這隻是王安憶為王琦瑤僅有的好日子所搭建的一個“盛麗的舞台”，“1946年”的時間選擇也大有深意，充滿了“夕照無限好，隻是近黃昏”的感傷。王安憶坦言，對於40年代的上海，她“一無感性的經驗，就更談不上有什麼心理上的懷舊因素”，她的經驗乃從70年代的上海開始和出發，而《長恨歌》的第二部才是她認為寫得最好的部分(王安憶、王雪瑛《〈長恨歌〉，不是懷舊》)。
如若《長恨歌》裏的確有“舊”可懷，王安憶所“懷”的，也是消失在八九十年代大規模的城市重建中50到70年代的上海“風景”。王安憶1954年生於南京，1955年隨母親茹誌鵑來到上海，她將成長時期關於上海的知覺經驗，編織進《長恨歌》整部小說關於細部人生的瑣屑敘述之中，塑造了一個她所感知和認同的“日常上海”的形象。小說有一個令人驚悚的結局，長腳在殺死王琦瑤的時候，發現她是一個醜陋的女人：“這時他看見了王琦瑤的臉，多麼醜陋和幹枯啊!頭發也是幹的，發根是灰白的，發梢卻油黑油黑，看上去真滑稽。”至此，王琦瑤的不受時間侵蝕的美，成為幻影，她所代表的上海“芯子”裏的生活和曆史也戛然而止，這是王安憶對文化時尚中無所不在的“懷舊”的反諷，也是對自己那一個失去了的時代的哀悼。
關於這一部分，可以結合下麵的資料來理解。
懷舊並非作者的寫作目的。“《長恨歌》為懷舊提供最多資料的是40年代的一部，可這都是虛構的，我對那個時代一無感性的經驗，就更談不上有什麼心理上的懷舊因素，我隻是為王琦瑤僅有的好日子，搭一個盛麗的舞台。”懷舊建立在對當前生活存在的缺憾感上，以對現在的稀釋和過去的眷顧為體現。而《長恨歌》自始至終滲透著作者對於上海文化的關注和思考，在淡淡感傷的敘事中提出民間心理形態的圍困與更迭、傳統與現代的磨合等嚴肅命題。在此過程中王安憶選擇回避了以重大事件為主題的宏大敘事，而采取民間視角的另類組織述說方式，人物並未為巨型的主流政治生活逼困，這種思考從而直指自然生態本身。上海這座城市在中國近代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但無論是最初修築的圓形城牆還是率先衝破這一桎梏，都隱隱暗示了它與中國傳統文化格格不入的身份。它有著最國際化的時尚外表，又有著最市井的冷暖人情，在洶湧外來的思潮前這座城市是兼容並包的，自覺不自覺地跟隨並引領著時代，同時根深蒂固的傳統民間意識又造就了上海人特殊的心理文化特征：堅守認定的即得生活情態，骨子裏不乏懷舊的情懷。
上海是一個矛盾，一個悖論，它的文明最初就建築在強大封建主義與殖民文化的畸形結合上，加之移民文化、海派文化及都市文化的發端及交融，呈現出富麗頹敗的病態美。學者餘秋雨將上海文明的心理品性概括為“建築在個體自由基礎上的寬容並存、對實際效益的精明估算、發端於國際交往曆史的開放型文化追求”，上海缺乏現代文明的深厚根基，它始終無法擺脫開放而不自由的尷尬境地。王安憶身為上海人，《長恨歌》可說是她為這座城市書寫的民間生態還原史，滲透著深刻的人文關懷。王琦瑤的一生遭際是城市滄海桑田的寫照，書中每一個人物也因不同的生存取向和價值觀念而具備了不同文化替代符的作用。懷舊不是為了耽溺，而是為了警醒;挽歌不是出於哀悲，而是出於探尋，《長恨歌》因此而立足在堅實的大地而非虛浮的凍土層上。“對麵盆裏的夾竹桃開花，花草的又一季枯榮拉開了帷幕。”結尾以花草的榮枯輪回暗示了生命的生生不息，關於上海文明的思索也依然必須在黎明破曉前的夜裏摸索前行。上海需要一個身份上的認同和方向感的確定，而完成這一切又勢必於上海人身上進行人格的調整。其實對於處在文化轉型期的整個中國而言，上海的困頓也許正是所有城市同樣麵臨的嚴峻命題，即使是北京這樣以深厚文化底蘊著稱的古老城市，也在追求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以四合院、老胡同的不斷消亡來印證著這一悖論。長恨，蘊含更深的是對傳統流失和淪喪的憂思及揪心，對典雅生活的自覺關照及詩意呼喚。
(選自顏流夕《還原人生與文化寓言》)
3.女人和城市
關於《長恨歌》，王安憶坦言：“在那裏我寫了一個女人的命運，但事實上這個女人不過是城市的代言人，我要寫的其實是一個城市的故事。”王琦瑤這個角色自誕生之日起就與上海這座城市息息相關、血脈相連，她的一生也即上海40年文明進程與社會變遷的映射。
當學生時代的王琦瑤乖巧可人地提著花書包出現在弄堂口，誰會想到她隨後的命運跌宕起伏。“四十年的故事都是從去片廠這一天開始的”，看似不成功的試鏡和拍照，卻成功地鋪就了通向“滬上淑媛”以及“三小姐”的輝煌道路，而此後的潮起潮落、命運多舛也應該追溯到那一時刻。鄔橋的外婆將王琦瑤一眼看穿：“這孩子的頭沒有開好，開頭錯了，再拗過來，就難了。”蔣母也一針見血地指明了王琦瑤的尷尬：“這樣出身的女孩子，不見世麵還好，見過世麵的就隻有走這條路了。”沒開好頭的原因就在於“長得忒好”，“長得好，自己要不知道還好，幾年一過，便蒙混過去了。可偏偏是在上海那地方，都是爭著搶著告訴你，惟恐你不知道的。所以，不僅是自己騙自己，還是齊打夥地騙你，讓你以為花好月好，長聚不散”。“長得好”讓王琦瑤這個外表柔順乖覺的女孩子內心潛藏了一股湧動的暗流，她認為靠自己的外貌可以去改變弄堂出身的命運。其實在40年代的十裏洋場，活躍著很多這樣的女子，她們通透世故又有著小小的天真，她們熱中於“不動聲色”甚至“漫不經心”地乘勢推展。這些女人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上海短暫卻又永恒的華美。但是，在巨大的社會變革襲來的時候，個個心中期許的“好花常開”“好景常在”成為最先破滅的童話，分崩潰散。女人們的夢想、榮耀、無奈、悲涼、堅韌、守候……均隨著繁華舊夢此起彼伏地枯容不迭。“花好月圓”不是“長聚不散”的，但是“王琦瑤”卻是永遠“長痛不息”的。
所以，王琦瑤的身世遭遇具有象征意義，代表“過去時”的上海，是由曆史與現狀構成的上海舊幻的神話。王安憶試圖將上海40年飄搖變遷的曆史濃縮於王琦瑤一個人的經曆之中，試圖將舊上海的風貌濃縮在王琦瑤生活的那個陋巷蝸居之中。
有評論者認為“王琦瑤這樣一個人物的創造，或是以她為對上海的曆史命運的寫照，這是一個非常艱難的使命”，王安憶以日常生活的層麵來完成這一使命卻使她與上海有了同構的性質：王琦瑤就是上海，上海的曆史就是由“王琦瑤”們創造的。王琦瑤和上海一樣，曆經數劫依然百折不撓、生機盎然。作者把對這個城市的曆史、文化包括語言、上海人的世界觀等的潛心關注都化成了《長恨歌》中王琦瑤美麗、單純、不幸的一生。“人是無所謂有什麼本性的，他惟獨隻有一部曆史。”作者把一些讀者關注政治、關注大時代風雲、關注社會變革的審美趣味收攏來，引向對一個置身於大時代之外，但命運又不免受大時代變動影響，用大時代的邊角料鍥而不舍裁剪自己人生的一個女人命運的關注。
(選自陳佳佳《〈長恨歌〉“日常”曆史觀的解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