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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成為第一位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籍作家，他又是一位共產黨員還是中國作協副主席，中國政府的“官方作家”摘取西方文學的最高殊榮，猶如一枚炸彈，在全球炸出了一片文學與政治的爭論，褒貶浪潮此起彼伏。
反對者質疑莫言獲獎實際上“功夫在詩外”，甚至批評諾獎委員會嘉獎中國官方作家，是基於政治因素上的考量。莫言自己則強調：諾獎授予他“是文學的勝利，不是政治的勝利。”他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是個人的榮譽，諾貝爾文學獎從來都是頒發給個人而非國 家。”在被記者問到對中國新聞審查的看法時，莫言說自己不喜歡任何形式的限製和檢查。他說自己申請簽證要受到檢查，坐飛機出國要被檢查，甚至得摘掉褲帶脫掉鞋子接受檢查，但莫言說這些檢查是必要的。由此，莫言說到新聞審查的必要性。他認為新聞審查中國和外國都有，隻不過新聞檢查的尺度和方法不同而已。他說隻希望新聞審查有更高的標準，不違背真相的內容不應該被審查，造謠和誣蔑都應該被審查。麵對瑞典記者提問，莫言否認自己說過躲避新聞審查有利於寫出好作品的話，他說那是媒體報道有誤。但他表示：“我要說句真心話，如果一個作家認為自由狀態下必定能寫出偉大的作品，那是幻想;反過來，作家在不自由或不太自由的狀態下必定寫不出好作品，也是假話。”莫言說，自由與否關鍵在於作家內心是否自由，看作家自己是否能夠超越政治、超越階級而寫作。
此次莫言“諾獎效應”對於文壇、媒體乃至政壇的震撼，是以往西方作家獲獎時所不能比擬的，紛紛攘攘的熱鬧中你方唱罷我登場，各方勢力皆高調地站出來表態甚至政治站隊。筆者倒是覺得，此時此刻，仔細品味莫言諾獎加身後的諸多“語錄”，尤其顯得意味深長、可圈可點。
筆者拜讀莫言著作，除了佩服莫言“走鋼絲的能耐”外，再就是覺得他的黑色幽默以及對於社會現實的揭露和鞭韃，甚至超越了某些所謂“體製外”的自由作家。就算莫言是“戴著鐐銬跳舞”，作家本人的一些作為也看似是在“遷就現實”，但莫言絕對是以其作品說話的一流作家，他是用小說來說真話。莫言的小說題材敏感、反思尖銳、特立獨行、語言犀利、想象狂野、敘事磅礴、智慧非凡。
莫言獲諾獎，實至名歸、當之無愧。
莫言說：“我相信，有很多批評我的人是沒有看過我的書的。如果他們看過書，就會明白我當時的寫作也是頂著巨大的風險，冒著巨大的壓力來寫的。我對社會黑暗麵的批判向來是非常淩厲的，非常嚴肅的。我在八十年代寫的《酒國》、《十三步》、《豐乳肥臀》這些作品，都是站在人的立場上，對社會上我認為的一切不公正的現象作了毫不留情的批判。所以，如果僅僅認為我沒有上大街去喊口號，僅僅以為我沒有在什麼樣的聲明上簽名，就認為我是一個沒有批判性的作家，是一個官方的作家，這種批評毫無道理。”莫言形容自己生活中是一個懦弱的好人，他說自己甚至連坐出租車都怕司機給他“甩臉子”。有記者詢問他，你對出租車司機都恐懼，怎會有勇氣寫出最殘酷的社會現實並呈現給讀者最本真的東西?莫言回答說，在現實生活中越是懦弱、無用的人，越可以在文學作品裏表現得特有本事。文學就是把生活中不敢做、做不到的事情在作品裏麵做到了。
莫言語錄，好個意味深長。
在諾貝爾獎獲獎者的曆史上，薩特是法國共產黨員，肖洛霍夫是前蘇共黨員，智利詩人聶魯達是南美共產黨員，他們的作品都是公認的傳世經典。台灣作家龍應台對莫言獲獎的感言是：對權力的抗議有很多種，有的是“細水長流”，有的則是“風風火火”。為此，龍應台呼籲“最寬大的空間”和“最寬容的文化”，而不是要求每個人都是同個模式、同種選擇。莫言在其長篇小說《酒國》裏，為人物丁鉤兒寫了一句墓誌銘：“在混亂和腐敗的年代裏，弟兄們，不要審判自己的親兄弟。”12月7日，莫言在瑞典發表演講時對於外界的非議和質疑，他說了這樣一句話：“當眾人都哭時，應該允許有的人不哭。當哭成為一種表演時，更應該允許有的人不哭。”
說到前蘇聯作家與諾獎的情緣，簡直就是一部蘇聯曆史回憶錄。20世紀俄羅斯先後誕生過5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他們是：普寧、肖洛霍夫、帕斯捷爾納克、索爾仁尼琴和布羅茨基，其中隻有一人即蕭洛霍夫得到官方的認可，並於1941年獲斯大林文學獎。對比之下，其他4位文學家則受到當權者不同程度的政治迫害。《古拉格群島》的作者索爾仁尼琴，曾長期被囚禁於西伯利亞前蘇聯勞改營。而《日瓦哥醫生》的作者帕斯捷爾納克的諾獎經曆，更是一出文化專製下的悲劇。
蘇聯十月革命勝利後，當年即頒發《出版令》，禁止不同政見的刊物出版。1922年成立文學和出版社管理總局，全麵展開對新聞、出版及文藝作品的意識形態檢查。回顧蘇聯曆史上控製人民思想意識的機構先後有：捷爾任斯基始創的特別委員會(契卡)，後有格帕烏(政治管理總局)，內務人民委員部，國家安全部，國家安全委員會(克格勃)。蘇聯的文藝政策實行的是胡蘿卜加大棒，歌功頌德者，可以享受優越的政治地位及生活待遇，持不同政見者則被關押或流放。
思想、言論和出版備受壓力之下，蘇聯知識界，逢迎權勢者有之;愛惜羽毛者有之;扛枷鎖起舞者有之;揮刀自宮者有之。在蘇聯70年的統治時代，數不勝數的自由思想的載體——知識精英，被迫流亡海外。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帕斯捷爾納克，1955年在小說《日瓦戈醫生》寫成之後，寄給了蘇聯的《新世界》雜誌編輯部。但編輯部很快退回了原稿，並附了一封措辭嚴厲的譴責信：“你的小說的精神是對社會主義的仇恨……首先是你對十月革命頭10年的看法，旨在說明這場革命是個錯誤，而對支援革命的那部分知識分子來說，參加革命是場無可挽回的災難，並且以後發生的一切都是罪惡……”帕斯捷爾納克，並不覺得自己的作品犯下了如編輯部所指責的錯誤。1956年6月，他把手稿寄給意大利的一位出版商。對方為這部思想深邃的作品所震撼，馬上用意大利語翻譯出版。隨即小說的英譯本和法譯本也在歐美各國風行一時，全世界發出了一片讚歎。人們普遍認為在《戰爭與和平》之後，還沒有一部作品，能夠在精神上為一個如此廣闊和如此具有曆史意義的時代，作出如此精彩的概括與寫照，《日瓦戈醫生》是一部不朽的史詩。1958年，鑒於《日瓦戈醫生》所取得的藝術成就和世界性影響，瑞典文學院再次考慮授予帕斯捷爾納克諾貝爾文學獎，提名幾經周折，終於獲得通過。但為了淡化時局的影響，獲獎理由並沒有直接提及這部小說，隻說表彰他在“當代抒情詩創作和繼承發揚俄羅斯偉大敘事文學傳統方麵，所取得的主要成就。”這裏的“敘事文學傳統”，即指他的長篇小說《日瓦戈醫生》。帕氏獲悉自己得獎後，很快致電瑞典文學院，表達了其喜悅之情：“無比激動和感激，深感光榮、惶恐和羞愧。”
然而，接下來發生的事卻變得十分微妙。莫斯科《真理報》撰文指出：“反動的資產階級，用諾貝爾獎金獎賞的不是詩人帕斯捷爾納克，也不是作家帕斯捷爾納克，而是社會主義革命的誣蔑者和蘇聯人民的誹謗者帕斯捷爾納克。”一時間氣氛猶如黑雲壓頂，那些從未讀過這部小說的人，也開始批判起帕斯捷爾納克。緊接著在11月4日，蘇聯政府授權塔斯社發表聲明，如果帕氏出席頒獎大會並不再回國，蘇聯政府對他絕不挽留。帕斯捷爾納克對事態的發展始料未及，隻得提前在10月29日宣布拒受諾貝爾文學獎，並再次致電瑞典文學院：“鑒於我所從屬的社會對這種榮譽的用意所作的解釋，我必須拒絕這份已決定授予我的不應得的獎金。請勿怪。”為保留自己的國籍，在塔斯社發表聲明的第二天，作家發表了致《真理報》編輯部的公開信，表達了他對祖國難以割舍的血緣之情，說自己生在俄羅斯，長在俄羅斯，愛著俄羅斯，要他離開祖國到別的地方去是不可思議的。接著作家又按官方的口吻進行了檢討：“《新世界》編輯部曾警告過我，說這部小說可能被讀者理解為，旨在反對十月革命和蘇維埃製度。現在我很後悔，當時竟沒有認清這一點……我仿佛斷言，一切革命從一開始在曆史上就注定是非法的，十月革命也是這種非法的事件之一，它給俄羅斯帶來災難，使俄羅斯的精英和知識分子遭到毀滅。”
法國存在主義文學家加繆曾評論說，《日瓦戈醫生》這一偉大的著作，是一部充滿了愛的著作，它並不反蘇，而是具有一種普遍性的意義。英國幾十名作家聯名表態：《日瓦戈醫生》是一部動人的個人經曆的見證，而不是一本政治檔案。小說之所以在理解上引起人們這麼大的分歧，可能主要是由於帕斯捷爾納克堅持個性化寫作的結果。他不服從於任何政治觀念，隻追求以自己的理性判斷來反映個人的生活，因而被文藝必須為政治服務教條下的蘇聯政府所不容。帕斯捷爾納克的委曲求全終於起了作用，加上世界輿論的幫忙，他得以留在自己的祖國，住在莫斯科郊外的小村莊裏，直至1960年5月30日病逝。
對於一個看重人格的知識分子來說，他的檢討無疑開始了一場慢性自殺的過程。“生活——在我的個別事件中如何轉為藝術現實，而這個現實又如何從命運與經曆之中誕生出來。”帕斯捷爾納克如是說。
好作家就是好作家!諾獎以作品為本，授予文學聲譽卓著的作家，是其勇敢的決定。莫言、肖洛霍夫、帕斯捷爾納克、索爾仁尼琴都是筆者敬仰的文學大師，諾獎授予共產黨員作家莫言、肖洛霍夫、聶魯達、薩特;抑或授予前蘇聯體製的異見人士索爾仁尼琴、帕斯捷爾納克，以及......那些不被某些當權者認可的人物，恰顯示出諾獎是褒獎獲獎者個人，而非褒獎政府和國家，更不是政治立場的站隊。恰如莫言獲獎感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是個人的榮譽，諾貝爾文學獎從來都是頒發給個人而非國家。這正是諾獎的價值。
莫言雖然視諾獎為“個人的榮譽”，可是，莫言老家的父母官勸說莫言父親同意修繕莫言故居時卻發號施令：“兒子已經不是你的兒子，屋子也不是你的屋子了。”莫言諾獎加身後的另一個花絮是，“諾獎不值一套房”的熱議。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後，當被問到巨額獎金打算怎麼用時，莫言表示準備在北京買套房子，大房子。莫言又說：“後來有人提醒我，說也買不了多大的房子，5萬多元一平方米，750萬元也就是120多平方米。”對莫言的這一買房計劃，地產界富商潘石屹也通過微博調侃莫言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莫言，有北京戶口嗎?”
筆者與莫言曾有一麵之緣，那是2005年莫言榮獲香港公開大學榮譽文學博士學位。記得那晚莫言演講的內容之一是：他是一位喜歡講真話的人。為此莫言舉例說，小時候在家鄉看過台海那邊飄過來的傳單，當村裏的幹部說台灣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時，當年的小管謨業(莫言本名)曾站起來反駁說，人家傳單上的房子可漂亮了。後來就因為他屢屢講真話“犯事”，幹脆給自己起了一個筆名“莫言”。他當初的寫作動機是為了有朝一日能吃飽飯，因為當年在他家鄉勞動改造的一位右派作家，其被批判的一條罪狀就是：這個人很反動，天天吃餃子。小管謨業詢問長輩，若他將來寫出小說發表，是否也能吃上餃子。香港公開大學為莫言頒發榮譽學位後在中環葡萄牙會所設了招待晚宴，散席後，筆者與莫言及一位香港教授在會所門外三人談。記得當時莫言曾說內地的商品房實際確鑿的麵積有多大是個“謎”，地產商公布的所謂房子麵積實際上有彎彎繞。時隔數年，諾獎加身的莫大師仍“糾結”房子，筆者忍俊不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