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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又進入了回歸的第二十個年頭，這時候，人們又會想起鄧小平，他為香港回歸做出哪些貢獻呢?
1997年6月30日午夜至7月1日淩晨，中英兩國政府香港政權交接儀式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新翼5樓大會堂舉行。7月1日零時整，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樂隊奏起雄壯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中國國旗和香港特區區旗一起徐徐升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正式成立。經曆了百年滄桑的香港回歸祖國，標誌著香港同胞從此成為祖國這塊土地上的真正主人，香港的發展從此進入一個嶄新的時代。
香港回歸祖國是彪炳中華民族史冊的偉大業績，也是上個世紀末具有重大國際影響的曆史事件。香港回歸祖國以來，中央政府切實貫徹“一國兩製”、“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嚴格按照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辦事，堅定不移地維護香港繁榮穩定。
2014年9月22日，國家主席在會見香港工商界專業界訪京團時強調，“一國兩製”是國家的一項基本國策。不斷推進“一國兩製”事業，是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全體中華兒女的共同願望，符合國家根本利益和香港長遠利益，也符合外來投資者利益。辦好香港的事情，關鍵是要全麵準確理解和貫徹“一國兩製”方針，維護基本法權威。中央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沒有變，也不會變。中央政府將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製”方針和基本法，堅定不移支持香港依法推進民主發展，堅定不移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我們對祖國和香港的未來充滿信心。
“應該明確肯定：1997年中國將收回香港。”“如果不收回，就意味著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國領導人是李鴻章!”“人民就沒有理由信任我們，任何政府都應該下野，自動退出曆史舞台，沒有別的選擇。”
這番擲地有聲的話，回蕩在1982年9月24日的北京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時任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訪問中國，首次就香港前途與中國領導人鄧小平舉行會談。親曆整個中英談判過程的原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周南在回憶文章中說，這位鐵娘子碰到的對手不是別人，而是被毛澤東主席封為“鋼鐵公司”的鄧小平。
“主權問題一分一毫都不能讓”
周南表示，鄧小平在這次談判中，不僅強調中國在主權問題上沒有回旋的餘地，還說了重話：“如果說宣布要收回香港就會像夫人說的‘帶來災難性的影響’，那我們要勇敢地麵對這個災難，做出決策。”
雖然在與撒切爾夫人的會談中，鄧小平毫不留情地給了對方“當頭一棒”，但英方並沒有死心，而是采取步步為營的策略，繼續就“主權換治權”等一係列涉及主權問題與中方糾纏。
周南回憶，在耗時兩年、多達22個回合的談判過程中，英方多次企圖修改協議文件中的內容，如把香港的“高度自治”改為“完全自治”和“最大限度的自治”，要求英國人員可以在未來特區政府中“擔任文職中最高職位”等。這些招數都被鄧小平識破，並一一加以批駁。鄧小平指示：“在主權問題上一分一毫也不能讓，更不要說是一寸。”
而後英方又對中央在港駐軍問題百般阻撓。在一次有中外記者在場的談話中，鄧小平拍案而起：“為什麼英國可以在香港駐軍，香港回歸後中國反而不能在自己的領土上駐軍?駐軍是主權的象征!如果這點權力都沒有，還講什麼恢複行使主權?”英國的態度不得不軟化下來。周南感歎，這真可謂是“文王一怒而安天下”!
這位親曆了中英談判曲折進程的老人感慨萬千地說：“回顧那一段歲月，在解決香港問題的每一個階段，都是由小平同誌在關鍵時刻，抓住關鍵問題，做出了關鍵性的指示，從而保證了鬥爭的勝利。”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陳佐洱回憶說，在鄧小平的親自關心下，中央確定了解決香港問題要堅持兩個原則：一是一定要在1997年收回香港，不能再晚;二是收回香港以後，一定要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
基本法“是一個具有創造性的傑作”
周南回憶，在基本法起草階段，鄧小平很關心要為特區政府製定一個能確保長期穩定繁榮的政治體製的問題。他指出，香港不能照抄西方議會民主的那一套，而是要根據香港的實際情況來製定自己的政治製度。他還講到，搞普選也必須按照循序漸進的原則，一步一步地來，否則將造成動亂，破壞香港的穩定和繁榮。
“最終，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根據小平的指示在基本法中規定了特區應采用‘行政主導’而不是‘立法主導’的政治體製，同時確定了按照‘循序漸進’和‘均衡參與’的原則，逐步發展民主。”周南說。
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原主任魯平說，在基本法四年零八個月的起草過程中，鄧小平還多次會見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對基本法的起草工作作出明確指示，並給予了鼓勵和支持，“使我們和香港委員一起，完成了一部具有曆史意義和國際意義的法律”。
1990年2月17日上午，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全體基本法起草委員和工作人員。陳佐洱在《交接香港》一書中回憶道，鄧小平指出：“你們經過近五年的辛勤勞動，寫出了一部具有曆史意義和國際意義的法律。說它具有曆史意義，不隻對過去、現在，而且包括將來;說國際意義，不隻對第三世界，而且對全人類都具有長遠意義。這是一個具有創造性的傑作。”這就是現在收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的小平同誌關於香港問題的最後一次公開講話。
“一國兩製理論沒有過時”
“一國兩製”在人類文明史上前所未有，因此曾被國際社會和許多香港人視為天方夜譚。魯平回憶說，其實早在1979年，鄧小平對來訪的香港總督麥理浩就指出，我們將以特殊的方式解決香港問題，香港的社會製度、生活方式可以保持不變。鄧小平的這些講話，已經勾畫出“一國兩製”構想的雛形。
魯平說，在這以後，為了進一步探討其可行性，鄧小平親自找了一批又一批的香港人來談，並指示成立了一個專門小組進行了大量的調查研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以“一國兩製”方針為核心的解決香港問題的十二條基本方針政策。
陳佐洱指出，“一國兩製”構想是新時期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最重要的政治理論和國家理論之一，實踐充分證明，“一國兩製”理論是科學的，具有強大的生命力，體現了鄧小平對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發展規律的深刻把握。
香港回歸十七周年之際，周南發表了一篇題為《鄧小平關於“一國兩製”的理論沒有過時》的文章。他在文中表示，鄧小平“一國兩製”理論必須是“以一國為前提”;“港人治港”必須是“以愛國者為主體”;“高度自治”不是“完全自治”，且中央要保留必要的權力和必要時進行幹預等精辟論述。回歸後，有人說小平的這些指示“已經過時了”，可以丟在一邊了。果真如此嗎?
周南說，回顧十七年來的進程，人們可以看出，隻要小平同誌對於回歸後局勢發展的預見和布置得到全麵和認真貫徹的時候，香港的穩定和繁榮就會有積極和正麵的發展。反之，就會有負麵的表現。實踐已經並將繼續證明，小平同誌關於“一國兩製”的理論和一係列相關指示不但沒有“過時”，而且具有長期的現實指導意義，是值得人們對照現實情況，認真加以研究和思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