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平凹《帶燈》主要寫的是什麼內容呢?該如何來進行賞析呢?

　　賈平凹的新作《帶燈》寫的農村鄉鎮幹部的故事，圍繞綜治辦即上訪接待辦公室，如何開展工作展開的，幾乎所有故事發生的場地都在鎮政府的大院裏，他們在這吃住工作，看不出有多少家庭生活。或者說賈平凹用刻意的故事環節，將這些基層幹部鎖定在工作範圍，其家庭親朋生活已經可以忽略不計，對於展示家庭冷暖則不必要了。

　　其中女主人公“帶燈”是個年輕少婦，跟大多數小說的女主人公一樣，自然是位美得不得了的女人。她嫁給一個畫家，但這位畫家浸在這部近四十萬字的小說出現一次，對話屈指可數，匆匆而來，匆匆消失。“帶燈”的其他親人更是不見，與其說她用工作展現了自己的生命追求，不如說是“帶燈”在賈平凹的筆下成了一個隻有工作的怪人。

　　“帶燈”的世界當然不是隻有工作，作為一位老牌美女，她的感情生活自然也要層巒疊嶂般豐富。隻是在於丈夫分居的過程中，她的感情生活竟然是通過無數個夜晚意淫一位該鎮走出去的省委秘書來完成的。小說用“帶燈”為之發巨長篇幅的短信(每條都有千把字，單獨成一係列，數量比重無疑是全篇小說的重點之一)來交代二人的感情世界，神乎其神——稱其有，這又非常荒謬，他們連接觸都沒有就能通過長篇短信來完成所謂的精神戀愛嗎;稱其無，“帶燈”的字字句句又情真意切，看上去是懷春和孤寂帶來的一段美好情愫。

　　小說最後，“帶燈”患上了夜遊症，以及出現語無倫次的病症，這倒是可以看做其愛戀和交往省委秘書的事實則為虛無縹緲。隻是這樣的病症以及全篇的重點部分，即長篇短信的植入就令讀者莫名其妙了，用意難考，並給人一種單純地熱愛美文的感覺。

　　稱“帶燈”給省委秘書的長篇短信為美文，非常合適。賈平凹像一位剛剛學會文學創作的青年，字裏行間透露著無限熱愛著他的“美文世界”。“美文”在這裏不僅僅是指賈平凹主編的一份刊物，更是指用於泛文學閱讀的一種審美形式，它們充斥於言情小說，或者稱之為散文體的文字中，大量使用景物和心理描寫，古今中外的成語、書麵語更是少有幸免地被填塞在字句中。“美文”的另一大特點就是慣用生僻字詞，文言文字句夾揉在現代抒情體之中，形成了一種特有的猶如生肉般的食物。

　　所謂生肉，即畜生身上的未經加工和熟化處理的肉，你知道，這些生肉根據不同的飲食習慣隻有少數可以供人類食物，大多數人類無法享用。所謂“美文”也如此，大多“美文”隻有花枝招展的外表，而實質則難逃敗絮其中。

　　我無法理解這世界上有一種作家是專門寫“美文”的，在我看來即便存在“美文”這樣一種文體，那也是神來之筆偶爾得之。所以賈平凹在一心營造“美文”世界時，作為讀者我能感受到的隻有做作和土氣，以及所謂才情上的匱乏。

　　他那麼熱愛“美文”，何必要強行在小說中塞進這種東西呢，幹脆直接自己想怎麼寫就怎麼寫不好嗎?“嫁禍”在自己的小說中，好比一個人意淫之時想到的情節都是關乎被強暴的。那至於賈平凹就單純去寫“美文”，而不是什麼植入式寫進小說裏，好不好呢?

　　當然不好，你看“帶燈”寄語省委秘書的那些短信即知，單純地寫“美文”已經滿足不了賈平凹了，他的創作活力促使他要化身一位女子，且是才疏了得的多情美麗女子去寫，如此這般才能發揮自如，才能意氣風發。

　　我以為，這是一位作家的“扭曲”之處，因為無論如何這種形式與內容不對稱的東西，本身再怎麼美，出現在一部小說中都會因形式的淩空蹈虛和內容的空洞，而注定會呈現出一種扭曲的“醜”。

　　《帶燈》所流露出來的“醜”，不僅僅是“美文”這種形式帶來的惡臭之感，更包含了作家在創作之時所蘊含的價值觀。賈平凹的小說最不難找到的形象就是美麗的女人，從他早年的中短篇《小月前本》到後來的長篇小說《廢都》中比比皆是，而這樣的女人在塑造成女菩薩的同時，又是一個個需要不時向男人投以膜拜眼光的人。他要求她們務必偉大，可以包容一切來源於心愛男人的醜陋和下作，甚至不惜毀滅自己來成全男人光芒萬丈的前程。

　　“帶燈”像《廢都》裏的“唐婉兒”、雙胞胎姐妹一樣，前者用心靈和數年的內心生活，後者用肉體和精神，奉獻給了那些可以放任她們的男人。而賈平凹要做的就是歌頌讚美這些“偉大”的女性。

　　稱賈平凹的價值觀裏是不尊重女性，這有點強加於人了，但這種流露對於他來說早已是一貫的，讓女人卑躬於男人偉岸的陰影之下，甘心全情付出並不計回報，甚至她們會偷偷溜走而不留下一點讓男人為難的痕跡，至於自殘、自毀、自棄來用以成全男人的女人也不是沒有。《廢都》裏的“柳月”、“雙胞胎姐妹”、“唐婉兒”都是如此，好像她們的美天然就是為男人所生，並且她們的忍辱負重又都是那般自願，甚至這正是她們自己神往的一件事——對小說主人公中神一般的男子頂禮膜拜，正是賈平凹筆下大多女主人公的使命，甚至是唯一的。

　　“婊子無情，戲子無義”，這句話放大來說就是“藝術家都是婊子”。頭戴“藝術家”帽子的人可以擺弄自己的筆或者攝影機，弄出讓人反感或者歡喜的物品，既成為物質世界的展品，也可以是人類精神世界的一個揮之不去的“印象”。就像喬伊斯要花費力氣去寫一部《芬尼根的守靈夜》那樣的天書一樣，賈平凹也可以在倫理範圍內描繪自己的異想天開。《芬尼根的守靈夜》是小說家在文學倫理道德徹底潰爛之後的臆想產物，它不再是小說，而是一件用語言雕琢出來的裝置藝術，麵對這樣的藝術品，我甚至都看不出來喬伊斯是否真的有邏輯地在寫，或者說他即便隨機賣弄出幾個詞彙也說不定。而賈平凹對“帶燈”的控製更是基於肆意的蹂躪和忘乎所以的大膽，不是一個已婚女人不可以靠精神、依靠臆想亢奮地存活和頑強地幸福，而是這種邏輯和架構本身暴露出來的莫名其妙，這才是令人反感乃至生厭的地方。

　　賈平凹的自信反映在對“美文”的迷戀和對美女的控製上。在他的體係裏一定有一種文體依靠單一的所謂“美”就可以存在的，這正是從近代到當代漢語文學裏留存的一大病灶，將僅僅可以寫純粹散文的人，樹為文學大家——這在世界範圍內並不多見。從董橋到餘秋雨，再到那位賈平凹本人任主編的《美文》雜誌，純粹的美的文字就像街角處站立的盛裝美女，盡管乍眼一看賞心悅目，但畢竟離活生生的生活伴侶或者哪怕床上尤物都還十萬八千裏呢，而真正的文學應該是有肉體有靈魂有雞毛亂飛生活的女人。

　　讓“帶燈”處於鄉鎮幹部的位置，與其說是賈平凹要寫一個自己熟悉的農村生活，不如說他要將自己的女主角囚禁在他所臆想的膜拜場景裏。隻有閉塞和野蠻，才可以醞釀所謂的文明，而隻有幹部體係(相對小商販和打工仔的穩定和富有)、鄉村生活(相對大都市的落後和遙遠)、常年分居狀態(給肉體以空間，以至於讓靈魂可以隨時飛出去)，才會有“帶燈”這個角色的生長邏輯。在作家為“帶燈”營造的生長空間和營養邏輯中，她可以甚至隻能如此去愛一個不知道是否存在的“偉大的男人”，而作為如此完美男人的女人(哪怕是未經授權的)，也稱得上是“王的女人”了。得出這樣的結論之後，作家便可以在讀者麵前可以雙手一攤，說——其實我在讚美女性啊。

　　如此讚美當然是動機扭曲、結果醜陋的。正如道貌岸然的小說家會通過所謂的采風和深入生活，進而虛構底層民眾來完成自己的藝術創作一樣，這是虛偽的，更是於藝術來說永遠無效的。哪怕是整日混跡在上流社會的巴爾紮克、波德萊爾，當他們筆下出現如今仿佛已成為一道噱頭的“小人物”時，那也是通過凝視和內心揉搓之後才變成作品中的人物的，而非我們臆想的這種簡單粗暴的觀察和體諒式的描寫。我們見過太多的所謂的體察民情式的觀察了，當你看到一個作家正在擠眉弄眼地告訴你盲人按摩的過程以及瞎子的殘敗生活時，那真是還不如一句“我來晚了”般更能打動人和接近生活真相呢。

　　蠱惑人心的情節和道貌岸然的體諒，可以是政治的，但從來都不是文學的。這隻能成為拙劣的證據，而非藝術上的忠誠。說實話，即便已經讀過近二十年之後，今天我再拿起《五魁》、《小月前本》這樣的小說仍然會津津有味，那時的賈平凹是言之有物並且掏出來的都是自己地裏長的，而到了《廢都》就變成了野蠻的肆虐和孤獨的膜拜自我，即便那時，也還能讓人看出這是一位作家的用力之作，價值觀的不妥不影響他在藝術上的發揮，而到了《高興》這些小說，賈平凹變成一個好奇的、輕浮的觀察者，不僅僅是所謂城市題材的限製，還有他對於陌生生活的不誠實觀察和虛偽體諒。進入災民臨時帳篷握住老漢的髒手，這是政治家幹的，顯然我們的文學家搶奪了別人的地盤，哪怕你寫的時候像路遙一樣需要靠煙卷支撐焦慮脆弱的心靈，或者像閻連科一樣寫畢一部小說要對窗掩麵而泣，那都隻能是撿拾人家政治家玩剩下的。

　　我的忠告是，賈平凹與其如此在藝術上不思進取頑固不前且行且露怯，不如真正地告老還鄉頤養天年，不是那種串門式的來到相親家被喚兩聲“平娃”再吃上兩碗油潑麵就滿足地摸肚扶牆離開，而是真的賣掉城市裏的房產，徹底回到他言之鑿鑿無比熱愛的村莊裏。從用筆在格子紙裏寫寫塗塗的作家，變成了一個在田間散步、在院裏喝茶的閑人，這更適合一個打著藝術幌子充當名流的大師的晚年生活。

賞析賈平凹《帶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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